我的大舅母已经去世，大舅膝下没有儿女。在乡下，他身边除了96岁高龄的老外婆 和清贫的小舅一家，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亲人。为此我母亲把他接到城里自己的家中照顾。大舅为寻求解脱常常求死的言行使我母亲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妹妹对我说，妈妈一下子就憔悴了许多。我于是决定回国探望。那时大舅又紧急住院。

我开始意识到我在真理装备上的极度缺乏，以至我不知道如何向身患绝症，身心都极其痛苦不堪的病人传福音。我的脑子里有许多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从哪一句开始呢？我计划着，回国见到我大舅的时候，我要“按部就班”地传福音，也就是按照“通常”的做法，讲罪和十字架的救赎大能。但是事实上我内心是不安的，我害怕面对一个痛苦的病人，我不能不同时关注他的感觉，而我对他将会有什么反应是一无所知的。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他凭什么要关心我所说的呢？这些话能解决他最重要的眼前的问题吗？他的最迫切的需要难道不是和他的病痛有关吗？医治难道不是他的第一需求吗？如果没有解决医治问题，他难道不认为我对他传福音是为他的死做预备吗？难道不是难于让人接受吗？而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这样难道不会夺取他本来就微弱的一点点的求生愿望吗？这对他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呢？他求死，但是他自己预备好了吗？不要说他自己，我们亲人预备好分离了吗？他的死，他如何死，对我们家人将意味着什么？我想爱我的亲人，这是事实。告诉他基本的事实，也是我的责任。

我也极其缺乏为我大舅代祷的经验，不知道他切身的需要是什么，更不确定圣灵要如何带领我。他除了需要医治以外（因为他相信医生，希望完全按照医生的建议去做，为此他深受化疗的痛苦，以至于他觉得在病得好转这件事上走投无路了）。他还需要什么？我意识到了解他的需要是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我当如何与他谈话。

我的亲情驱动我作出很多的动作。最先是写信，写我自己同样的有过病痛求死的经历，写我如何从耶稣钉十字架的真理上得到直接的解脱。这虽然是我真实的经历，但是，我却不能保证大舅即使信了耶稣也可以同样得到痛苦的解脱。我当时不是绝症。我虽然也有极大的死亡的可能性（因为经过大手术以后我被送到急救室三天以后脱险），但是我面对痛苦的时间是短暂的。而且，我面对痛苦的地点是在加拿大，应当说有比在中国更好的医疗条件。为此，我的经历如何具有普遍性呢？什么地方可以对我大舅有帮助？虽然如此，我无法安静无作为。我用电子邮件发信给我妹妹后请她念给大舅听（附录1）。

我第一个写信传福音的动作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我这么急切要有果效，是因为知道大舅的时间不多了。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的经历不能感动人信主。

我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大大提前我回国的时间。我取得我先生的同意，感谢神，我是一个全职的妈妈，没有不能离开的社会工作，带着3岁的孩子，买了3个月往返的机票回国。这是我自从20年漂泊在外最长的一次探亲。

我见到我大舅，我忍耐不传福音好几天了。我也环顾左右，确认那些可能给我“麻烦”的亲人不在旁边。不过刚过了一周，我实在不能忍，我就迫不及待向他说话。这也是我早就计划好的“通常”的做法。话的内容大致是：若我们悔改认罪，神必定接纳我们。我还打算继续说，大概就是要讲死后可以到天国之类的东西了。

当时大舅在第三次化疗以后食欲急剧减退，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什么正常饮食了。
大舅人徘徊在生死之间（在我向他传福音的第二天他就急诊住院，紧急手术，此后至今卧床不起）。正如我所料到的，他对我的话非常反感，不但当时就当面抵挡，事后还状告我信主的96岁的老外婆和我还没有信的父亲。大舅的态度使我感觉到他对我的话的恼怒。一定是什么地方严重不合他的意。不过，当一辈子农民的大舅并没有用任何粗话对待我。他说，你如果劝我心态放好些，我还能接收，但是信仰这个东西，难道不是信仰自由吗？我语塞。没有什么话语可以应对。同时我感觉到我把一个很好的向亲人传福音的机会白白断送了。我为什么要按部就班呢？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和他们相处，为什么不等更好的机会呢？我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我在心里呐喊：主啊，这哪里是我能做的工作呢？我是事后诸葛亮。我如何能事先就知道合适的时候和合适的方法。难道传福音不需要方法吗？我需要祷告到什么地步才可以行动呢？我对自己充满了疑问。

非但如此，我的老外婆，父母，弟妹都对我不满。弟弟知道以后更是连续不断写信指责我回国探亲，增添家人痛苦和麻烦，还不如我带在身边还不满3岁的儿子，能给他们带来一点亲情的安慰。爸爸是又讲道理又好言相劝，希望我不要对病人说宗教方面的话题，这样对病人刺激太大。妈妈认为我谈了罪的问题让大舅联想到在农村中骂人的话“不得好死，罪有应得”。这不就是加重了大舅精神上的负担吗。你要信没有人阻拦你，你不要劝别人。看到我大舅前一天还能走能动，今天就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我内心的自我责备加大。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以至于我3岁的孩子为我擦眼泪。

我为什么哭了？难道我为我的大舅的灵魂的得救在祷告上哭诉我的神吗？难道我害怕恐惧人的攻击吗？

我从小是在大舅和外婆家长大的。一直到13岁小学毕业我父母把我接到他们身边。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因为是早期印尼排华的归侨，被打成“里通外国”而被下在监里。是我母亲的娘家收养了我和妹妹。为此，我的大舅就像我的父亲，我的外婆像我的母亲。

我多年来在家庭中总是把我老外婆放在第一个福音对象，因为她年纪已经超过90岁，我觉得她在世的时间一定不多了。十多年前我对老外婆一讲耶稣，她就信。她说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常常躲在教堂外面听道，现在回忆起来了，都回来了。这次我把我大舅放在家庭中首要的福音对象，因为他重病，所能有的时间也一定不多。其实，这种先后对象的排列是出自我个人的感觉而已，并不是从真理来的启示。

是我的大舅，他给了我一个反省信仰的机会。

我开始问自己信仰的基本问题。你信吗？为什么信？你信靠的是谁？其实如果我诚实面对这些问题，神在引导我走回信仰的正路。我其实不知不觉中已经偏离了。但是我随后却又一次偏离，我粗浅地回答自己的至关重要问题（我对问题的重要性意识不够），而每一天更多的问自己：如何在这种家庭危机的艰难时刻“活出基督来”，好让家人看到我们信主的人处理问题，对待苦难和痛苦的态度是如何不同，以为说，人就会从此信神。我俨然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救世主，可以把大家从苦难和混乱中拯救出来。我忙于应付每一天的新情况，千头万绪。常常活在自责之中，我在家中的脾气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信主以来的生活离开“活出基督来”实在太远。我还大开其门，接纳任何有同情心的人来看望我大舅，我对那把真理放在一边但热心探望和安慰病人的弟兄感激不尽，我还接受他们有关医治的书，“饥渴”地阅读（如果奇迹发生了，大舅得到医治，不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吗？我还对奇迹报有幻想。）。我没有工夫在意他们只做长长的安慰的祷告，却避而不谈救恩的核心真理。是啊，病人痛苦不堪，如何可以讲那些扎心，他不喜欢听的东西来增加他的痛苦呢？只要讲天国，讲爱，就够了。信难道不是跟着来的事情嘛。其实在我内心，凡是来探望的弟兄总比不来探望的弟兄好。因为来的就有爱心。不来的，空有爱神的理论。我何必计较他们是哪一个宗派的呢？

神如果没有极大的怜悯，我就一直都在可怜的光景之中还不自知不自觉。但是主有丰富的慈爱。“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

神给我一个转机。那时我得知大学刚毕业时一起聚会的一位弟兄的父亲刚去世不久。并听说弟兄的母亲无意中向人询问我的去向。我在传福音上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带着我3岁的孩子从福建漳平的乡下赶到弟兄母亲的住地厦门去见这位弟兄和他母亲。为我开车的朋友，没有信主，他见到这位母亲的时候对我说，看不出他们家刚刚经历了丧事。我深深了解这是因为弟兄的父亲是清楚得救才离世的。他们家的主要亲人都清楚得救。他们的悲伤是微小的（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知道是灵魂离开破败的身体，在乐园里了。弟兄是从加拿大赶回来，见了他父亲最后一面的。他在厦门的最后一天，他和他传道人的姨妈来我父母的家龙岩看我大舅。

虽然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大舅，和大舅见面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就匆忙赶回厦门，为要不耽误次日的飞机。他讲他父亲离世的一些简短的情况，他为我大舅作了非常简短祷告，一共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看见大舅的手紧紧握住弟兄的手没有松开。他们在我们家只有一点点时间。但是他们给我们家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平安，我是看出来了。我看到了护理大舅已经憔悴不堪的妈妈脸上有了笑容，我看到了大舅敞开了他紧皱的脸庞。这不象是他们第一次来我们家和大家见面。

有了这一次机会，我知道不是时间长的祷告才有用。我祷告主，深愿主亲自遇见我大舅和周围同他一起痛苦的亲人。这是我内心的呐喊和流泪的祷告。也深愿地上飘泊的灵魂都能被主得着，脱离一切的捆绑和不自由，得那真正的平安。

在那两天之后的5月25日，当龙岩的宝晴姐妹来我们家看望我大舅的时候，神接着继续带领我的大舅。宝晴姐妹她大胆用语言传达福音，带领我大舅认罪悔改，我大舅清楚地回应宝晴姐的话，愿意相信主耶稣，并跟随宝晴姐一句一句做决志的祷告，认罪信从。之后宝晴姐为大舅进一步祷告。我一直都在旁边，我们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认罪悔改。

在人不能在神可能。那日，我就祷告主，深愿主保守大舅幼小的生命，保守他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和平安。同时深愿主在我们家中做复兴的工作，复兴我妹妹的信心；深愿主得着每一个人，得着我的母亲和一直在帮助我母亲服侍大舅的表弟。我也深深地愿意把自己再次奉献给主，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要用圣经的真理装备自己，不偏离真道，为灵魂的得救奔跑，体贴圣灵的意思，跟随主的带领，使圣灵的路在我的身上通达。我宁愿定睛在基督耶稣身上，祂才是我的榜样。我要抹去那个一味追求“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我”。抹去祷告中处处要“主帮助我”的“我”。主阿，我不配，但是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

我回到了我的住地。现在大舅已经从医院被送回漳平老家养病已经有2个多月。这也是我们全家不要依靠医生和医院，要顺其自然的一个决定。我想这是他度过一生中最后一段时间的最好的地方。现在，大舅接受了救主耶稣，他就有了永生，我对大舅今后的地上的命运也就比较能放下心来。所求的就是神在他艰难的环境中保守他减轻他的痛苦！也许缩短他地上旅程的时间就是最大可能性减少他的痛苦。愿他走过世上的路以后，回到造他、爱他的主的怀抱。

就我在中国的家来说，我认识到妈妈需要神的救恩和恩典。妈妈是家中的总理大臣，她决定许多具体的事情，为此她也是最能干最操劳的一个，她是家中一个首要的福音对象。妈妈这么能干，又有主见，我以前觉得不敢把她列入祷告之中。可是神的智慧超过我的智慧，在人不能，在神可能。如果我连为妈妈祷告都不敢，那传福音的第一步就不能跨出。我也要为爸爸祷告，在神面前人的理性必将受到冲击。我还要为乡下老家的小舅一家祷告，他们的生活清苦到一种我不忍心看的地步。但是，我为什么要抱怨中国的农村的保障制度而不开始为他们的灵魂守望呢？是否他们的生活的改善才是首要的任务？我是经济学专业的，我的理性也告诉我自己：正如马克思能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的弊病却没能开出处方（或者他开出了革命这一不是处方的处方）一样，我可以看出他们所出的生活环境的弊病，我却没有能力做社会改良（那不是我的工作）。我感谢神自从我离开了我的学究工作，我也相对能够离开试图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理性上的蠢蠢欲动的诱惑。

我也深愿主保守我，在我的内心不要失去对没有得救的灵魂的敏感。谢谢大舅，他给了一个我重新回头要用真理装备自己的机会；他给了我一个对灵魂得救敏感的机会。实在感谢神莫大的恩典！我看见了，不是安慰，不是长长的祷告可以使人归向神。不是我们的工作和筹划可以帮助人。只有真理才是出路。你信吗？为什么信？你信靠的是谁？我信。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我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日常需要回答的问题。我只管信，只要定睛在耶稣基督上。

附录

我听芸说您住院的情形。所以我想起我也曾经住院经历的两次手术。我第二次住院的经历和您有类似的情形。2006年7月我因为多发性子宫肌瘤在加拿大住院手术。手术的时间前后4个小时，医生为我切除了10多个肌瘤，我失血达到了极限。所以我躺在手术床上，没有直接回我原来的病房，就马上被推去急救中心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我想要说的。最重要的我要对您说的，就是我手术醒来的时候的经历。我在手术室，医生叫醒我的时候，我极其疼痛。以至于我对医生大喊，请他们不要动到我的身体，因为他们要把我换到一张可以移动的床，然后推出手术室。我被推到急救室的时候，医生为我装上点滴的麻醉药，每3分钟我可以按点滴上的一个按钮，接受麻醉药（就是自己给自己打麻醉）。我按了按钮，当然等不到3分钟，我就拼命要再按。可是这种装置是，只有每隔3分钟才能作用。我实在没有力气，因为失血到了极限，医生正在时刻关注是否需要马上给我输血。但是我个人最大的痛苦是疼痛。我疼痛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可以死。死是不可怕的。但是痛是可怕的折磨。如果要这样被痛折磨，我宁愿要死，可以解脱。

就在那个疼痛到不能忍耐的时刻，我看到了病房里挂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我在圣经上学到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被挂的，因为耶稣被钉，祂替我受罪，神就赦免我的一切的罪。

大舅，那是我得救的一刻，因为，我一下子明白了，耶稣被钉，是为我，是代替我。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是超过我接受手术以后的痛苦的。祂没有麻醉药可用，祂的血一滴一滴地流以至于为我而死，祂代替我的罪，祂代替我的痛苦。

奇迹就发生了。我的痛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这是真实的，是实际的。 后来护士来了，看见我的麻醉药没有用多少，就对我说，不能硬撑着不用麻醉药，这样反而不利于身体的恢复。她还不等我回答，就帮我按按钮。我本来是没有痛的，这下麻醉药一进来，就使得我头晕。我那时不需要麻醉药了。

大舅，我今天把这个经历再讲给您听（因为我多次在家中讲过，对芸，对妈妈讲，不过好像没有机会对您讲），希望您也同样能免去痛苦。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信祂代替我们一切的痛苦，我们就能有从上面来的帮助。

我恨不得能到您的病榻前，和您一起面对所有的痛苦。我买了机票，我打算很快就能回到家。但在我见到您之前，我先写这信，希望您能依靠神，奉耶稣的名，得到解脱，找到出路。（201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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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贴图：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王上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