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反对修正主义”

　　60年代初，由于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战，并把两党论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展开斗争。但在对苏共理论的意识形态界定上，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因而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并以此在党内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其实当时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共并无准确的解释，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命题展开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42）：“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1930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来成了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句著名口号。

　　（43）：“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公开报道。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44）：“工业学大庆”

　　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我国石油战线的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发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而且还培养、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质、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涌现出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先进典型。石油部从9个方面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兴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大庆也成了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从此在全国传播。
　　（45）：“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46）：“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47）：“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还把这一理论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观点还被写进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事实上，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常轨道，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48）：“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口号。后来在一些文章和群众集会中，这个口号曾广为流行。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对“四个伟大”“讨嫌”，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它与“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宣扬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口号。

　　（49）：“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农村的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有的企业的生产陷于完全停顿状态。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但是，《规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虽然如此，“抓革命，促生产”却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发展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等口号。

　　（50）：“革命委员会好”

　　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51）：“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52）：“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1967年10月27日，经过近一年半的“文革”动乱，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称“五十字建党方针”）。11月5日，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九大”闭幕时他又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之后，“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国展开。但是，由于这次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都是错误的，所以一些“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被吸收进入了党内。“整党建党”与“吐故纳新”是这次党建工作中的口号。

　　（53）：“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共领导集团继续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动用武力，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时时制造挑衅事件，1969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招致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反击。“社会帝国主义”，按当时的解释，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领导集团。“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是国庆20周年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个口号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54）：“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团结”问题。他认为“九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之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教导”见诸报端，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增强党内和人民内部团结的一句流行口号。

　　（55）：“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流行的一句口号，它反映了我军战士为了战斗的胜利，所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联用。

　　（56）：“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1970年，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并出兵柬埔寨，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严正的反对立场。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又称“五.二0声明”）一文，抨击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遂成为6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口号。

　　（57）：“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1970年8月31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要求与会同志“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他在会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分真假马、列主义。”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并对阅读书目做了具体规定。12月2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从此，“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成为“文革”后期增强领导干部思想理论修养的一句流行口号。

　　（58）：“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他不但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批准“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既不足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更不可能使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59）：“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60）：“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1988年9月，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