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风疏雨骤，急流如注，声若炒豆。

    在柬埔寨，3月底正是欲旱还羞、将湿未湿的时节，但雨势已然惊人，而且愤怒。

    清晨起床，微风扑面，狠狠滋润。

    1975年初夏，空气也该如此滋润，只是没有风，气流有些凝重，积蓄了太多水份。

    那些水份，应该一直积蓄到现在。不然为何在Tuol Sleng的刑讯室，我会窒息到喘不过气来？

    Tuol Sleng坐落在金边闹市，绿草如茵，玉兰盛开。1975年，这里被红色高棉安全部队从高中改建成21号安全监狱，五年间共关押超过一万名波尔布特的“敌人”。 门票上简单印着罪名：反对红色高棉。有10到15岁的男女儿童兵，在这里监视他们的长辈。

    几乎所有人都在刑讯之后被处死，包括波尔布特的同志，不满清洗政策的士兵，将军、教授、前政府部长。更多的囚犯没有名字，只能分辨男人、女人、老人和儿童。1979年越南军队攻入这里，在刑讯室发现14具尸体。红色高棉撤退时处决的最后一批人。

    他们的尸身就埋在校园操场。14具白色石棺，错落在绿树红花之间。

    更多的人只有照片。红色高棉给每个在押囚犯立此存照。怀抱婴儿的母亲，神情死寂，脑后电钻清晰可见；横七竖八躺倒的人堆前，青年衣衫整肃，瞪视前方；有的照片上，孩子还在微笑。

    整面整面的照片墙，迫人而来。空气中似有喃喃细语。有人撩动刑具，铁铐交击，声音细碎，绵密不绝。

    在Killing Fields of Choeung Ek（钟屋杀人场），我直面累累头骨。骨头盛在白色巨塔里，一层一层累上天空。清晨的杀人场，鸟语花香。当年埋葬尸骨的土坑蓄满昨夜雨水，微波荡漾，金鳞闪耀。不大的杀人场，布满闪光湖泊。

    在S21监狱审讯完毕的犯人，被卡车拉到这里就地正法。繁忙时期一天有300人被处理。

    铁丝网外，三个小女孩冲我比出抹脖子的动作，尖细清脆的英语：“这里很多人，砍头，死去……”

    “你们住哪里？”我问。

    “就在附近，那边！”最年长的遥指杏花村。

    “谁告诉你这些？”

    “妈妈！”

    “给你们一起照相好不好？”

    马上姐姐中间，妹妹两边，三只小手比出“V”型手势，大喊：“Dollar! Five dollars!”

    原来妈妈不止告诉杀人场的故事。

    Floating Island的露台上，我蜷进沙发，听午夜高棉语广播。Peca端坐我对面，一笔一划听写法语广播。Peca是金边大学法语专业一年级生，在旅店打零工挣学费。

    “我们不学红色高棉的历史，所有大学都不教，”见我有兴趣，Peca停下笔跟我聊天。

    “你们不学自己国家的历史？”

    “这段历史涉及现在一些政府官员，还有国王……但我们学习英语、法语、艺术、数学，很多课程，金边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Peca表情严肃，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但我不想谈论政治。”

    “是你自己不想，还是……”

    “不，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可以谈论、批评政治，只是我个人不想。”

    Peca只愿意说他的梦想——到比利时深造，学习法语和管理，然后回国开一家餐馆。

    今天载我四处奔走的摩托车手，说他正在读夜校IT课程，要攒钱开一间自己的公司。问起波尔布特，他茫然不知。

    来柬埔寨第二天，我遇到的年轻人，似乎都在忙碌而自信的追逐梦想。只是这些梦想，是否那样昂贵而急迫，以至必须付出忘记历史的代价？他们有权做出选择，而我，无权评论。

    PS：各位看官，金边的网吧好像没有处理照片的东东，想看照片，还是等我回香港再上传吧。明天一早去暹粒，祝各位晚安，我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