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说的是俺在天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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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博客一不小心超过了200万点击，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

我知道，这200万可能算不了什么，这个数字当然不能和徐静蕾（我刚从google阅读器上删除了她，因为这个博客太不具有信息含量）相提并论，却也比不上同样在天涯安博的哥们十年砍柴。更何况，这200万点击里头，自己也贡献了不少，而更多的浏览量肯定还要归功于天涯的推荐功能——估计被骗进来的网友不在少数。还有一点，我的博客大部分文章都是没什么阅读性，净是些硬邦邦的时文，不仅速朽而且酸臭不堪。如此的话，真正愿意看我的博客的朋友，可能不会太多。那么，这篇比较像样的博文，权当是写给那些捏着鼻子经常进来转悠的朋友们——比如风随天下和小五哥，呵呵。

如果没有记错，我应该是05年启用这个博客的。那时候，我到上海东方早报刚满2年。在这2年里，我的工作和生活大体上比较有规律：每天中午左右起床，吃完午饭赶地铁上班——走十几分钟的路到外环路站坐地铁一号线，坐到陕西南路下，偶尔逛逛季风书店，要不就直接走十几分钟到延安路马勒别墅后面的文新集团老楼（即原新民晚报大楼）。上班后先打开邮箱看稿子，然后提交和确定当天的稿子，往往还需要外约社论稿。差不多吃完晚饭后，又开始编确定上版的稿子，到九点多（有时候更晚）下班回家。回家后，不是上网就是看碟看书。如此周而复始。当然，这是这2年里后来阶段惯常的工作状态。一开始进报社，也为本报写评论，后来没写了就完全转编辑，直到离开早报。中间有时候需要做版，大部分时间里只是约稿和编稿。

在这2年里，我对自己的工作状况很满足。虽然收入有时高一些有时低一些，但这份工作仍让我感到快乐，因为能够将个人兴趣与工作相结合，就是我以前最大的心愿。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次年3月我离开上海到杭州。不过，在开这个博客之前，我大多时间都沉浸于本职工作，很少写时政方面的评论。最多写点随笔、书评之类的文章，数量也不多。当时我的想法是，自己是编辑，如果也往外投稿的话，可能让人家比较难办，也可能被人看作是搞稿件交易，所以就有一个自我约束。还有一个原因，进入早报评论部之前，我对评论的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同时也不太具备评论的写作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相关知识储备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就“很具备了”，呵呵）。当时写的一些时评，现在看来都比较幼稚。所以在段时间里，我一方面是沉下心来编稿子，另一方面也是从中获取知识，特别是从打交道的许多专家学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过也因为这样，我发现自己的激情正在一点点地消退。这一点，直到05年夏天和HW兄一次可谓唐突的见面。这次见面给我的感悟，我写在这个博客上，就在前几篇文章里，标题叫《忏悔》。

（http://subway.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8074&PostID=2302098）

这篇博客里有一段话，就是我放在博客首页上的“博引”：

“我潜藏于日常，望着这个社会的变迁，犹如在河岸边，看大江东流，看舟行水上。有些人是拱卒的那颗卒子，自己则是注视着他们的人。对这个社会，我的绝望深于对生命的恐惧。我穿透那些卒子前行的路，看到的依然是漆黑的夜。我是天生的悲观论者，虽然我时而也身在他们其中，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助他们渡河的船工。”

这段话大体可以看作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这段话前面还有一句，则是当时的工作实况：“我在日常中望着别人在前台笔伐种种社会不公，为一个自由的乌托邦而声嘶力竭，而我只是在台后做点力所能及之事。”

那时候，我肯定为自己的“现状”而深感焦灼，或者正努力地自我反思，寻求有所改变。而素未谋面的HW兄的到来，不过是一个触因。HW兄是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旧作，而断断续续地互相通信了几回。那次，他因为要到上海开会，所以“专程”想和我见个面。他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他看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一定能够有所成就。殊不知，那个人已经与以往的自己渐行渐远。在上面那篇博客中，我是这么说的：“平时的一点激情，却都化为报章上为稿酬而作的琐碎之作。实际上，我更清楚地明白，许多人也就是这么过来的，还有许多有才华的人，也是这么归于平淡的。也许，那也是我的归宿。”

话是这么说，可见自己还是心有不甘。所以，打那以后，我就写起了时评。或者说，我不再仅满足于充当一名“船工”，还热心于冒充成为一个颇有激情的“拱卒者”，频繁地对这个社会发言。三年多下来，写的评论大概也有数百篇了吧，更加可怕的是，似乎没有自己不敢涉足的领域（当然，言说的尺度另说）。大概可以这么说，这200万的点击（不算水分的话）就是三年多以来，自己身为“拱卒者”的见证。而我并不认为，这些文字除了收获点击以及稿费之外，真的起过多大作用。真的要打个比方的话，大概就像一粒灰尘掉入大湖里吧。

严格来说，至今我依然是一个悲观论者。这三年多的时评写作，仍然没有让我改变太多，甚至加重了这个念头。我相信，不少“时评家”都可以看到，拿出自己几年前的文字，换个“新闻由头”，一样适用于当下。直白地说，这个社会的进步微乎其微。无论其表象如何癫狂，实质并无多少不同。经济如此，政治亦如此。有些地方是进步了，但也有的地方是倒退了，二者互相消解，你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在时代剧变中苦苦挣扎的国家形象。

即便在时评领域，也是如此。这里我不想批评时评的功利化或犬儒化，自己身在其中，概不能免。然而时评无论作为一种文体还是一件利器，这几年显然没有多大进步。时评作者大多是改良主义者，也只能是改良主义者，这点无可厚非。但在改良的旗帜下，有些人（包括在下）矫饰习气日渐浓厚，圆滑作风反成主流。能够讲求策略而又不失锐气、敢于直面问题者，大概就那么寥寥数人而已。

这就好比，普天之下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大伙儿干脆不作声或者关门骂娘，惟见一干时评人士齐声呐喊：皇帝啊，你身上这件衣裳真漂亮，如果能戴上帽子，就更帅了！估计这时候，连皇帝也只有苦笑——人家未必不知自己身上有几处冻疮。选择性色盲，就是大多时评人（仍然包括在下）的痼疾。别人可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时评人自己主动去拥抱妥协——而不是在坚持的前提下讲求策略，最终只有集体沦丧，而时评也就只是一个新兴文字行当而已。

还有一种倾向（也可能事实存在），时评正在成为一剂迷魂散。写作者从中得到一种虚妄的快感，仿佛自己正在立言以济世，正在推动着时代的进步。可是，从一名悲观论者的角度来看，哪怕是寥寥几次出现进步迹象，那也是人家主动作出的让步。或者，这可视作良性互动，或者，这只是一次有所选择的施舍。如果将这看作是时代的点滴进步，完成整个转变过程至少也得上百年吧？也许还不够。

当然，心中若无希望的火苗。一切也就了无意义。如果真的认为，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时评的存在价值也就等于零。所以，写作者只能以那一束遥远的火光，作为内在动力，作为希望之光，然后埋头苦写，一路走去。也许，这也是至今我还在写时评的缘故吧。只是，三年过去了，总觉应该有所变化，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再一次的自我转变。或许，这需要更多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看到还是有些朋友愿意读这些文字。看到还是有朋友认为，这毕竟不是一件了无意义的事情。那么，也许我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时候，能够聊以自慰的，还是三年前开这个博客后写下的这段话：

“我们这代人的宿命，也许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后到了那一天终于到来或者远未到来的时候，死于沙滩上。或者，死于前行的同伴脚下。我们注定看不到未来。我们的未来就是为着别人的未来葬送自己。葬送的方式，也许悲烈，也许委琐，也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骨头堆里那最不起眼的骨头。”

2008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