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经意的大会，主席台上一溜排竟然出现了四五个新面孔（比这更另人耳目一新的是，据媒体公开报导，武汉市十三个区的党政一把手拟大部分“涮新”）。这就是“党和人民重托”的新一届领导成员的一部分新锐。因为没有一个是本地提拔的，这大概比较形象地图解了近年组织干部工作视为特色与亮点的“空降”。一眨眼，你面前尽是你从没谋面的陌生人，而且是你即将要为他们举手的人。有人说，这只能算党的重托，却是人民的依托。其实，大家对“空降”也渐次适应与接受了。这样的任命尽管会让有想法的人觉得有点别扭，不习惯，但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极大冲击一个地方的习惯势力与传统思维，带来许多新鲜空气，解决许多可能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惜，有些空降的领导，最终难以改变那种“客座领导”的印象，反而给干部管理带来“住读或住读”等新课题，两三年或者五几年下来，成事不多的，走了也就走了，当地没有任何好的念记，何许还会暴发出大家忍了几年的诟病。

“市委书记殷殷嘱托新任区委书记和拟任区长”，这样的新闻标题是颇具中国政治特色的。新一届区党代会都还没开，“新任”一词已经表明他们铁定“上位”了，这与平常所说中国政治民主首先实现“党内民主”似乎相悖。而“拟任区长”，则表明行政官员的任免至少给了法定程序的面子，给了选民的面子。因为理论上讲，他们必须通过人大举手表决后才能正式就任。虽然以往发生罕见落选的事被当作政治事故，毕竟没有人敢与法定程序正面强扭。这似乎也说明党外民主反而走在了党内民主的前头。只是上级领导把“拟任区长”召集起来亮相，提要求，这类人一般在人大开会前一两个月在各区登台，有的已经开始了职务工作，这与正式任命几乎没有太大的差距，也给民主民意打了折。这样做，各地组织部门和当事人其实“鸭梨”很大，对一把手，事实上的操盘手来说，这可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可以理解的“面子工程”，万一选举有差池怎么对上级交待，怎样面对当事人？至于能否与选民“感同身受”，那就看一个人“政治修养”的价值选择了。

这可不是在西方国家，也不比在台湾，各党派候选人不管有多大的成功概率，都大张旗鼓，似乎都志在必得。但是，任何人选上了都是真实的偶然，选上不倒显得“必然”一样坦然。你看希拉里，没当上总统，最终当了对手的国务卿，没有丝毫沮丧与尴尬。看来，中国的“拟任”与西方的“候选人”还是存在内涵之别的。

市委书记阮成发对“新任书记和拟任区长”有个“八字寄语”——忠诚、创业、担当、廉洁。在一个“诚信缺失”的语境下谈“忠诚”，这也许是比“廉洁”还奢侈的要求。虽然领导要求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党”，但谁能阻止有些人不去“忠于领导忠于人”呢。尽管我们必须相信阮书记并非这样的寓意。因为武汉市委今年来表现出了巨大的担当，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武汉跨越式发展，要建设成全国中心城市，武汉三镇，一股“市族主义”情绪正在酝酿和积聚——复兴大武汉！

“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有人听到这句话笑了，意思大家都知道。当年张之泂“治鄂”，让武汉“驾乎津门，直逼沪上”，让后来的历任湖北省及武汉市的领导都引以为光荣，但凡要有所作为的，都借张之洞造势。可是，笔者明白，有一个重要“细节”大都闭口不谈——那就是张之洞在武汉的任期，此刻，我只记得他在这儿干了十几年（经查：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想来清末政府真是昏庸，这样的才干之臣竟然多年不给提升。在培养官员和造福一方的选项面前，清廷是怎么想的呢？

对比来说，现在有几多被组织上钦定为“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能够干满“一任”（五年）呢？正如有的领导自嘲，自己担任一方主要领导才两年，就被戏称为“最老资格”了。更不用说存在参加工作五年就官至县市长，昨天媒报河北29岁县长三年升四级。人们有理由质疑：他们有什么神奇的能耐在“速成”伟业呢？“官二代”、“红背景”也就成了大众挥之不去的阴霾。不是因为意外原因而是由于组织安排的“任期缩水”，折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今的中国和官场，是培养一批官员重要呢，还是成就一项事业重要？说二者是一致的，无疑掩耳盗铃。要说，事业是皮官员是毛，而至少在局部范围内，却存在“皮之不存，毛却茂盛”的非正常现象。一个地方一级组织，如果“出官”的渴望与焦虑胜过对事业的追求，你就难以避免你所属的干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不谋事只谋私就成为一种潜在为官文化。你指望他担当、创业，就有点与虎谋皮了。

笔者相信，组织部门一定有一个统计——有多少官员真正干满了一届。这个数据大概是不宜公布的，但群众的心目中早有一个概数。笔者回忆想当年军校快毕业时，很多同学急于穿四个兜的军官服，急于当干部，而我却寻思能否多在学校呆一年，多学习一段时间，这在当时都是说不出口的“另类想法”，现在恐怕会被人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