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人·自然----簡評梁從誡與何祚庥的爭論

任不寐

印度洋大海嘯在無神論世界和有神論世界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反思。事實上這不是一個新問題。正如巨大的自然災難不是新問題一樣，喜馬拉雅山分隔出來的東西方，一直以相反的方式在自然災變中獲取各自的精神營養。因此，對于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等人來說，這一反應正如他的先祖：災難總是促使人更加尊崇人的尊嚴。這一點與何祚庥本人描述的正相反，對于中國人來說，自然災變并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打擊了人類征服大自然的信心”，使“人對大自然產生敬畏的心理”，而是促使“人定勝天”這種觀念的強化。事實這是一種更絕望的抵抗，一種對敬畏的敬畏。不過何祚庥的觀點不僅在傳統災民理性那里獲得支援，他也吸收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權思潮的某些外在觀念。(chinesenewsnet.com)

何祚庥先生的文章《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發表在《環球》雜志上，此文在網絡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自然也激起了環保主義者強烈的抗議。北京知名的環保主義者梁從誡因此專文回應何祚庥。他針對何祚庥“以人為本”的觀點，重申“不能僅僅把自然看作人類的工具”這一環保主義的綠色倫理。事實上兩者的分歧關鍵在于何祚庥談到的問題：“人與自然，以誰為本？”何祚庥說：“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時……應該以人為本。”何祚庥強調說：“我絕不反對保護環境和保護生態，但需要弄清楚一個觀念，保護環境和生態的目的是為了人。有的時候我們需要‘破壞’一下環境、生態，改變一下環境和生態，但也是為了人。”梁從誡的觀點是：“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人是自然的產物，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那么，曾經孕育了人類和地球上各種生命的大自然，是僅有其工具價值呢，還是也有其本身的內在價值？……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的生母只有工具價值，那是對母親的污辱，也是對自己的污辱，同理應當可以推及大自然這個人類共同的母親。”梁從誡先生還強調：“事實上，人類，特別是我們中國人，早就賦予了大自然以遠超于工具以上的價值，中國古代無數的哲學、文藝作品都以歌頌自然的美和從中所感悟的倫理原則為主題。”(chinesenewsnet.com)

梁從誡先生的反駁顯然有某種程度的文學抒情，對于一位被激怒了的環保主義者來說，這種反應似乎可以理解的，但“母親”之說在邏輯上的思辯力量是值得懷疑的。至于他說到中國古代對自然的尊崇傳統，在理論上更加可疑。我們必須清楚，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寄情山水”的傳統，更多表達的是對人類社會的消極批判，是知識分子對社會災變一種心靈上的逃避和安頓。因此與其說它表達是“對大自然的愛”，不是說表達的是對他人的恨。在這一點上，也許真理站在何祚庥那邊，中國文化恰恰是以人為本的。但中國的“人本”思想與文藝復興以來的那種人文思想完全不同，它不是以個人為本，而是以人類為本、以君為本、以“仁”（以人之生存為目的論的人與人的依存關系）為本。(chinesenewsnet.com)

何祚庥與梁從誡的爭論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現代思想的內部爭論，兩個人分別代表的那種科學主義和環保主義，都從近代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中找到了根據。近代科學最重大的思想成果之一就是重置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美國學者Edwin Arthur Burtt對此概括說：關于“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理解，對于中世紀主流思想來說，與物理世界相比，人在宇宙中占有一個更重要和更確定的地位。可是對于近代主流思想來說，自然卻比人擁有一個更獨立、更確定、更持久的地位。”他進一步解釋說：“對于中世紀來說，人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宇宙的中心。整個自然世界被認為在目的論上服從于人及其永恒的命運。這個信念已經不可抗拒地導致了在中世紀的綜合中統一起來的兩個偉大運動：古希臘哲學和猶太——基督教神學。”“正如中世紀的思想家認為自然屈從于人的知識、目的和命運是完全自然的一樣；現在，人們自然而然地把自然看作是在其中的獨立性中存在和運轉的。……認為人的知識和目的是自然以某種方式產生的，他的命運完全取決于自然。”（《近代物理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美）愛德華-阿瑟-伯特著，中譯，徐向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Edwin Arthur Burtt,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Atlantic Highlands,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52,reprinted edition 1980.）(chinesenewsnet.com)

近代形而上學是在1500年到1700年完成的一場思想革命，而牛頓處于這一轉折點上。當然，近代形而上學也起源于貝克萊和萊布尼茨的著作，特別是笛卡爾的二元論。對于笛卡爾人來說，心靈定位于大腦的一個角落之中，他的理論因此試圖說明感覺和觀念的機械起源。牛頓不僅是一位科學家，也是一位神學家。但總的來說，他這兩份遺產在現代社會獲得了不同地位。占據優勢地位的是“科學家牛頓”的繼承人，這一維度最耀眼的明星是愛因斯坦；而在科學哲學層面，羅素成為科學形而上學極端主義的傳教士。這一點正如Edwin所評論的：對于羅素來說，人只是盲目的、無目的的自然的偶然而短暫的產物，是其所作所為的一個無關的旁觀者。人在一個宇宙的目的論中沒有高官厚位可言，他的理想、他的希望、他的神秘狂喜，不過是他自己錯誤的熱情想象的創造。他的地球母親只是無限空間中的一粒塵埃……他自己以及他所珍愛的一切，都會在時間的歷程中逐漸“埋葬在宇宙的廢墟中”。科學形而上學的核心，是把根本實在和因果力賦予數學世界的過程中發現的，那個世界被等同于在時間和空間中運動的物體的王國。與愛因斯坦和羅素的自然觀念并列的思想家有懷特海、布羅德、卡西爾等，他們試圖在科學主義時代重構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努力代表了回歸“神學家牛頓”的那種思鄉之情。(chinesenewsnet.com)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何祚庥與梁從誡是如何從近代形而上學這一共同的思想資源中尋找根據的。首先我們要對Edwin Arthur Burtt的觀點做一些修正。近代形而上學的后果是復雜的，而不僅僅是消滅了宗教哲學，消滅了對人不朽命運的信仰，把柏拉圖的最高理念、亞里士多德的不動的動者和基督教的圣父及其結合徹底揚棄，從而以“自然神”取而代之。事情不完全是這樣的。近代形而上學最大特點不是對人本思想的超越，而是對神本思想的否定。在這一過程中，人的地位隨著自然的地位一起上升，正因為“上帝死了”，人和自然于是分別成為上帝。科學的發展鼓舞了這種人文思潮，使人類獲得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進而“改造社會”、“支配他人”的信心，其極端發展就是出現了“建構理性主義”思潮及其實踐。人類的巴別塔工程及其被毀滅的悲劇以“共產主義天堂”的名義被復制。環保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這場人類自負運動的負產品。科學掃除了對上帝的信仰，同時等于為信仰自然神（“大自然母親”）開辟了道路；而科學技術導致的一些負面后果——這一負面后果根植于人性局限——進一步鼓舞文學心靈向自然界尋求安慰，甚至走向反科學主義的“感情自負”。在某種意義上，科學主義和環保主義之爭，就是“理性自負”與“感情自負”之爭，是“人神”與“自然神”之爭。(chinesenewsnet.com)

對于何祚庥來說，人是上帝。對于梁從誡來說，自然是上帝。然而事實上，上帝是上帝。如果說20世紀有什么重大的理論收獲，那么就是在這個世紀終結的時候，人類對近代形而上學兩個假上帝的揚棄，并對這兩個假上帝制造的災難開始深刻反省。這兩種思想存在某種一致性，人是上帝在某種意義上也建立在自然本位基礎上的，這一點Edwin Arthur Burtt已經闡明。因此，何祚庥與梁從誡的爭論是一場內部爭論，但這場爭論根據20世紀的經驗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可以說處于理論均勢：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不尊重人，也不尊重自然。因此，何祚庥與梁從誡都擁有巨大的歷史感來為自己的信念辯護。然而問題是，這場即不尊重人、也不尊重自然的世紀浩劫，恰恰是以崇拜人、崇拜自然的名義進行的。至少對自然（包括“自然律”）的崇拜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會導致對人的權利和尊嚴漠視。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這種情況更為明顯。一個基本人權和生存權缺乏保障的國家，片面向動植物移情，確實可能導致一種反諷效果。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移情也可能是不真實的（如反科學就是一個謊言），或者偽善的（特別是人的自我評價總高于對牛的評價，而對他人的評價總低于牛的評價）。保護環境同樣是為了人類的利益。在這一點上，道理站在何祚庥這邊。特別是當梁從誡說“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人是自然的產物，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的時候，我想他已經完全缺乏常識了——至少全世界有5億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相信人是神造的，而自然也是神造的。不過20世紀的經驗在更深刻的地方是反對何祚庥的。人的自負不僅導致人對人的傷害，也導致人對自然的毀滅，從而傷害到人的存在。中國現在正處于這兩種危機之中：政治不合法、經濟不自由、道德敗壞和生態危機，都建立在這種（人神）偶像崇拜的基礎之上。對人的崇拜最大的不幸后果是：在邏輯上它必然導致對哪一個人的崇拜，“崇拜誰”這一問題世界導致的政治后果是“你死我活”的現實世界。從階級斗爭、權力斗爭、民族戰爭、社區內戰到知識分子的圈內戰爭，都是這一困境的外在表現。至少到目前為止，漢語世界仍然在這種文化狀態中徘徊不前，驕傲構成這種文化的外在符號，而對利益崇拜形成經驗根據。(chinesenewsnet.com)

在這種政治和心靈困境中，神學和信仰成為上帝借著一些災變給新世紀的特別憐憫與祝福。在基督信仰世界，希伯來文化給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上帝是上帝——“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這一神本思想在“上帝·人·自然”三者之間構建了一個理性框架。第一、上帝是至高絕對者，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上帝。第二、因此人在上帝之下，但由于人有神的形象因此高于自然。第三、但人畢竟不是上帝，人不能“征服自然”、掠奪自然、濫用資源；否則，神將會收回他的自然恩賜。這一點正為環境災難、能源危機所見證。第四、正因為人高于自然，因此人有責任管理自然。這一點，基督信仰與東方宗教不同。東方宗教強調“眾生平等”，那么在邏輯上，人照顧自然的主體性就消解了。人與牛如果絕對平等，為什么一定是人對牛負有愛的責任呢？第五、把人和自然從上帝的位置上趕出來，并不是要把他們毀滅，因為人與自然都是神造的，是真實的，有價值的。因此，敬畏上帝僅僅取消了迷信和偶像崇拜，卻導致對人和自然的尊重。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更尊重科學和自然，更尊重人。基督信仰把科學和自然看成是上帝對人的祝福，同時又為這種“工具價值”設定了上限。(chinesenewsnet.com)

科學主義和環保主義之間的辯論，都在勉為其難地賦予自己的辯護對象以某種價值。但“如果人們承認在宇宙中根本存在著價值這樣的東西，那么他就會發現，若不給予目的論一個地位，那么要解釋價值就變得非常困難。”（Edwin Arthur Burtt）對于何祚庥和梁從誡各自所代表的那種思潮來說，為人的價值、自然的價值辯護，無法說明人的價值、自然的價值的起源和歸屬，最后只能把人和自然本身上升為最高目的和最高價值，但又不能說明為什么。最后的出路就是在生物學和文學上找根據，但這些根據可以產生完全對立并具有同等說服力的悖論。這一偽目的論不僅導致人與自然兩個偽上帝之間的殘酷戰爭，更極大地傷害了人本身。這一點幾乎不需要引入神學來進行反省，印度洋大海嘯以及其經典的方式宣告了何祚庥和梁從誡同時在公然說謊：對于何祚庥來說，自然對人的征服而不是人對自然的征服如此真實無偽；對于梁從誡來說，把如此殘酷暴虐的“大自然”稱為“母親”不僅是對災民的侮辱，也是梁從誡自己無法接受的。這是一種古老的困境，這一困境早已經在十字架上獲得了神性的穿透和理性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