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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西藏七年整的我，对那里的山川、文化、人民等充满了感情。我有许多非常要好的藏族邻居、同事、领导，还有我的密宗上师。我不愿看到314那样的暴乱，也不愿看到网络上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那都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没有理智的行为。

今天，在南方周末上终于读到了一篇充满理智的文章，转载过来作为收藏及分享。我同意文中这样一个表述：“藏传佛教和个别宗教极端主义有很大不同,它基本上表达温和诉求,对于今天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来说,它事实上存在着合理的、积极的成分。”

同时，我还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藏汉的友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几乎全民信佛的藏族与广大汉族佛子，有着牢不可破的宗教认同，这种认同也是维护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4月9日）

4月18日更新：

看到如此众多的网友对理智诉求的认同，感到非常欣慰。在西方，也有同样理智的声音：

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GNqfFJRJj0o

文字：法国参议员观点：不要侮辱华人

看了这段片子，我想补充一句：我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是历史的进步！

5月2日更新

意大利学者谴责西方势力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

新华网罗马5月2日电 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乌尔比诺大学教授多梅尼科·洛苏尔多日前在网站上发表呼吁书，谴责一些西方势力支持达赖集团图谋分裂中国，呼吁国际知识界和广大公众支持中国。

这份以法、德、西、葡、意五种文字发表的呼吁书说，一个“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卑鄙行动正在一些西方国家开展。领导和策划这一运动的是那些准备支持和发动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类似在伊拉克发生的所谓预防性战争的政府和新闻媒体。他们以“自治”为旗号，支持“西藏独立”。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新疆、内蒙古等中国其他地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肢解很多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现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的中国。

呼吁书说，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暴力事件中，一些无辜的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但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对此却只字不提。那些一向声称反对极端主义的西方势力，却故意美化基于封建农奴制度和神权政治的旧西藏政权，致力于帮助“藏独”势力构建一个以纯粹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国家”，企图把从未受历代达赖管制的区域划归他们计划的“大西藏”，妄图以此削弱进而肢解中国。

5月6日更新

怎样化解西藏事件的公关危局 来源: 南方周末 

4月18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单光鼐、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就本次事件里部分西方媒体的表现、中西方社会的冲突与误解、西藏事件的应对之策等问题做了深入对谈。

如何与外国媒体打交道

于泽远:有一部分西方记者对此次西藏报道,在事实框架下有问题。几张照片,放在头版头条,竟然用错,这决不是无心之过；而且事后缺乏非常郑重的道歉。西方价值观我不排斥,他们倡导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刺伤了很多华人读者。

蒋兆勇:我在家能看国外二十几家电视台。在西藏问题上,一般都是播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外国旅游者拍摄的画面,具体事实部分无大错,这次之所以在媒体传播环节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主要是很多境外媒体的评论偏颇得厉害,出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重错位,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事实的判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里,事实被构建成了汉族压迫藏族。如果没有《经济学人》的麦杰斯、德国记者花久志等人证明中国官方的克制,情况更复杂。好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怀柔的,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满,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整体的反应,所以他们在国内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并不大。

问题在于,达赖很懂得讲非暴力、民主、自由这些西方受众听得入耳的话,所以才有他们讲的所谓“占了高地”,恶话善讲,在西方动员能力比我们强,比我们灵活。

于泽远:我感觉,中国现在可以有这个自信让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不用怕。

对西方媒体的基本信用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观察分析主流藏民在干什么。媒体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挑动藏人闹事。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情绪也许会有,已经攻击几十年了,还怕什么?

蒋兆勇: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也要有授权制,要第一时间公布,不宜层层报批。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认为,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顾问来设计,而且需要有超脱的顾问,而不是受体制束缚的公务员。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不是公务员,从机制上就容易说真话,也更专业。

于泽远: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如果用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这次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

西藏问题正在变成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论战。我认为应该利用奥运会开幕前的3个多月时间,缓和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紧张状态,改善关系。

蒋兆勇:要记住一点: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学会使用尊重人的话语,不能首先让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话语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

客观、准确地认识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单光鼐:从现有的材料看,3月拉萨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其一是,“3·10”事件的发生,有强烈的藏独背景,是境外藏独势力策划、煽动的政治事件。藏独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境内外策应、串连的动员体系。具体表现为,境外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且有明显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背景；而境内部分,组织化、专业化程度相对要差。

其二,凡事一旦公开闹起来,无论中西皆自有一套聚集、动员群众的机制。“3·10”事情没控制住而闹起来后,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它典型地带有心怀社会怨恨的乌合之众闹事的特点,乱打、乱砸一气的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生意人,打、砸、抢、烧的也大多数是外地人的商店。参与者中,除了少数的带有藏独背景的组织策划者外,大多数人是被胁迫者、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和裹挟者,他们的行为表露出鲜明的社会经济怨恨。客观、准确地认识“3·10”至“3·14”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在寺庙有限的空间聚集了众多僧侣,这有如在校园里聚集了众多学生一样。由于人生经历背景相同或相似,面临处境相同,布鲁默所言的“循环反应”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集体行为发生的现场,而是早就发生在寺庙内僧侣们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环境,布鲁默所说的磨挤(milling)、集体激动(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传染(socialcontagion)就在僧侣们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进行着,寺庙内的僧侣同质性很强,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某种共同的情感,某种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发生、发酵,并交流、传染着,只等待着偶然的因素而情绪化地爆发。

西藏信息传递较慢,寺庙内僧侣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主要是既存的人际网络。它们依附在僧侣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多重中心,呈网状分布,依凭僧侣拥有的自有资源和私人领域的自由空间,以滚)球的方式形成点、线、面的动员。这种事先存在的动员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不易发觉,动员成本低,防不胜防。

我们从“3·14”骚乱事件中感受到了如今集体行动中人际网络显现的便捷、迅速、安全和低成本；当然,我们也见到了从这个人际网络中释放出的惊人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今的集体行动中,微观动员仍是主要的形式。

西藏汉藏关系基本面没有恶化

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单光鼐:我对目前情势的判断是,西藏社会基本面没有恶化。“3·14”拉萨发生的骚乱,暴露出西藏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西藏社会藏汉和睦的整体形势并没有因此事件的发生而恶化。我们充满自信的是,我们过去的成绩还在,有老一辈革命家过去数十年对西藏社会改造积淀的丰硕成果。西藏历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做到了。“百万农奴翻身把歌唱”的局面现在依然存在,广大藏胞对共产党、解放军心存感激。

各界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分裂”、“独立”的要求,少数人中有分裂的思潮,那实际上也是后来被境外的藏独势力灌输的。现在西藏不少地方的藏胞家里还悬挂毛主席像。所以,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扶助加大,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中央对西藏在经济上支持更大,西藏自治区财政每10元中就有9元是中央给的。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年来,西藏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拉萨如同内地的城市一样,面貌焕然一新,变化很大。

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西藏经济结构脆弱,几乎没有靠得住的产业。近些年来,商品经济大潮对西藏崇尚宗教的社会原生状态侵蚀很厉害,特别是铁路开通后,市场经济以更大规模的态势进入西藏,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冲突也由此表现得更加突出。内地不少农民来到西藏谋生和经商,汉、回同胞在西藏开饭馆、商店的不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一些丑陋的东西也跟着带进了西藏。

藏族同胞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关切,但缺少市场经济概念,往往做生意做不过汉族、回族同胞,他们在市场经济社会往往有很多的失望、失落,不时抱怨,“钱都被汉人、回族人赚走了”。

分析清楚西藏情况,改善管理

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

蒋兆勇:农牧区藏民很朴实,对执政党的感情很深厚。毛泽东的民主改革,让他们翻身,地位提高了。我不相信农牧区藏人对共产党存在刻骨仇恨。

寺庙里的藏人复杂一些,寺庙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学院组织(札仓-康村),还是经济组织。寺庙里的保安,历史上叫僧兵,所谓铁棒僧人,不念经,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习武,是武士。浪荡僧才是敢动武的主力,打砸的可能是流僧和寺庙不念经的僧人,混进流僧里有的是犯罪分子。要研究它的组织结构。历史上寺庙集团曾是阻挠藏族现代化的重要集团,他们捍卫的是宗教的垄断性,捍卫的是政教合一。

单光鼐:拉萨3月事件反映出我们对寺庙疏于管理。藏传佛教的寺庙管理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要课题,解放前,对寺庙管理有一套办法,如流僧入寺要有人担保,僧人犯戒,还实行连坐。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在寺庙管理上却出现了不少疏漏。如,寺庙的市场化倾向增加了管理的困难,寺庙内能够引资的人就非常有地位；僧侣考试制度也较为松弛；外来流僧更疏于管理,流僧究竟来自何方,政府并不掌握具体情况。外来流僧和寺庙内不念经而习武的铁棒喇嘛就是此次“3·14”骚乱的主力。我们应借鉴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结合现时的具体情况,探索新时期如何有效管理寺庙的问题。

蒋兆勇:中央政府历朝驻藏大臣中,从清朝时候起,管理者就比较尊重藏人,对藏族文化熟悉到迷恋的程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也很有智慧,主持过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到寺庙布施,大声宣布:“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动作都很得体,感染了在场的喇嘛。

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管治高度自治的西藏也伤透脑筋,在分裂分子眼中,中央政府强大时俗务由中央管,中央政府混乱时就冒出“供施关系”,当然新中国之前英国人挑拨得厉害,建国后美国起了很坏作用,西藏问题步步国际化的确有国际背景。这么多年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是用谁的钱?好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条件处理好西藏问题,只是还得有大智慧。在唯物与唯心之间找到平衡点。

拉萨3·14骚乱,普通藏人十几天前已有传言将有骚乱发生,但当地仍有疏忽。官员还需要更多民族政治学、宗教学细节上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理解,从内心到外在的语言,都还要改进。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政府组织境外记者去采访,却每每被标上官方组织的标签。这虽然不能消除偏见,但透明总比不透明好。

于泽远:西藏基层干部和牧民,在土改、斗争农奴主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积极,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可能被边缘化,受一些藏人的歧视?

蒋兆勇: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新疆。西藏基层的一些问题,部分是藏民对干部的工作态度还不是很满意,问题出在工作作风层面,并不涉及独立。干群摩擦,社会不公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一定要非常精确。前些年,曾提西藏高度自治,但实践证明这也有问题,如果把干部撤出来,容易造成西藏管理真空。真正的“火药桶”其实在四川甘孜,那里是藏青会成员的祖籍。1959年叛乱的主力是康巴汉子。那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康区民主改革后才出现叛乱。可能那些藏青会成员还在梦想以前的好日子,不过今天的时代也不同了。

毛泽东对西藏的认识很到位。西藏没独立过,但通过西藏自治区的形式实现中央的管理却做到了。战争年代,虽然共产党在内地要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对藏人驱赶“我国民政府代表”的行为,延安立即予以谴责。

将达赖的国际形象与藏青会切割

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的后代。

于泽远:达赖1959年出走后,毛主席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传统牧民中更是如此。

蒋兆勇:在高原)地里生活,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精神信仰,才能坚持下去。这个情形,与我们坐在城市咖啡厅里想象的不一样。只要西藏是政教分离,那么宗教信仰就是私人的事。家里挂达赖像,算不算分裂?即使是我党信任的官员,他的家属也可能信奉达赖,那么挂达赖像也是可以允许的。

1990年代以前在国外没人理达赖,获得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后影响才变大。如果达赖完全是非暴力的,那四水六岗军怎么解释?政教合一是文明还是倒退?他不过是因应形势的变化,经西方设计,搞一套政治包装而已,他媒体公关和国际形象在外塑造非常精致,西方人并不知历史。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到位,说话策略不够好。

建议政治用语与人格用语要区分使用,不要泛泛地说“达赖集团”,我们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之后代,事实上他们也不把达赖当神看待。藏青会频频的激进动作也会丧失支持。我们要学会切割,切割得好,如果他们演双簧,才演不下去。

总之,尽量不要羊肉牛肉一锅烩,概念使用要恰当,避免伤很多善良藏人的心,他们并不是支持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对西藏上层和普通藏民,照顾要均衡。

藏传佛教没有“圣战”这一说,如果藏独势力转化为暴力组织,它的“国际正当性”瞬时就会消失。在藏区,找到“人肉炸弹”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信佛的人并不崇尚暴力。

奥运需要开放心态

于泽远:奥运期间,肯定会有人来闹事,比如如果有人在天安门秀一下藏独标志的衣服,我们的警察该如何应对?你一推搡就是新闻,可能就会有超过奥运金牌的新闻效应。我担心,以现在的思维模式、处事方式,还很难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还只是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在闹,西方各国政府没有参与。布什为了美国利益,一直坚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没有模棱两可。但如果西藏再有大事,就要预防部分政府会抵制。

蒋兆勇:过去国家主权条件下的一些政治做法受到挑战。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要关注NGO的跨国挑战,他们比外国政府更厉害。一般的过程是,NGO先制造议题(经常夸大事实)、将媒体拖入、发酵,最后政府介入。

在民间政治阶段,在跨国倡议网络施压阶段,跨国抗议扩散阶段,要让民间对民间,政府不宜轻易介入,以免抬高事态。不会有天大的事发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会真正抵制中国。我们要有这个判断。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长期与外国打交道过程中的悲情情结。适度的民族主义可用,但很危险,要警惕民意绑架政府,让政府做出不恰当的动作。还是要民间归民间,政府归政府。奥运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

于泽远:适度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但是办奥运是一个全球的事情,最好不要用民族主义。

单光鼐:我们是56个民族的国家,对民族主义要格外小心,更何况现在是奥运前夕。奥运的主题精神是:休战、和睦、和平、友谊。我们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都是我们的客人。高兴的,不高兴的,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本报记者戴志勇整理,经对话各位修订)

5月12日更新

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黄靖博士：

中国应摆脱治藏惯性思维 在达赖圆寂前解决西藏问题

（2008-05-12）● 张从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黄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解放思想，摆脱几十年来形成的治藏惯性思维，在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圆寂之前，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黄靖博士前天在华侨中学高中部4号讲堂，以“当前西藏问题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为题演讲时指出，“3·14拉萨骚乱”以来中国各个藏民居住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骚乱，以及海外关于西藏问题的示威，包括试图破坏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等，组织得非常有效，非常成功，显然是有预谋的。

尽管如此，对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拥有西藏的主权这一点，无论是西方各国政府还是达赖喇嘛，都毫无异议。因此，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和达赖方面来解决，而解决的最佳方案就是通过谈判。

虽然西方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内政，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出于本身的利益，以西藏问题来作为制衡中国的砝码。据黄靖博士说，两年前，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代表团时，已经提醒他们“西藏问题将会是中美关系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可惜没有引起中方的足够重视。

双方谈判的症结，不完全是在达赖方面，而是在中央政府内部。黄靖指出，自从1959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有效管理西藏，培养了一支“治藏队伍”，包括干部和藏学研究人员。多年来，他们对如何处理西藏问题已经形成了一套成见。即使中国政府高层想修改对藏政策，首先遇到的并不是达赖方面，而是来自内部主要是“治藏队伍”的压力。

黄靖以中央政府对待与达赖方面之间的谈判的态度为例说，在“治藏队伍”的建议下，中央政府一度采纳了“抢旗、锁住、拖垮”三步曲的政策。“抢旗”指的是要掌握与达赖方面谈判的主导权，“锁住”指的是通过谈判把达赖方面套牢，“拖垮”指的是拖到达赖喇嘛逝世。

“问题是，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藏传佛教体制。”黄靖指出，中央政府以为把西藏问题拖到达赖喇嘛逝世，再寻找一个新的转世灵童就能解决，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因为达赖转世灵童的合法性并不是中央政府单方面所能确认的，还要得到藏人和藏传佛教的认可才行。

他说：“中国政府现在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在对待西藏问题、特别是达赖喇嘛方面的政策上，也须要解放思想。”

黄靖也认为，中央政府应该争取在达赖喇嘛生前解决西藏问题，才比较有利。事实上，达赖喇嘛曾经公开表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强烈的回国意愿。

至于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同意让达赖回国，双方在西藏问题上仍有分歧固然是原因，达赖本人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原因。黄靖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不是不知道让达赖回国所能带来的好处，问题是达赖并不纯粹是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而作为政治人物的达赖喇嘛回国后，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未知也不确定的。
在演讲时，黄博士还批评一些地方领导人在处理西藏问题时所发表的谈话，措辞失当。他说，拉萨骚乱发生后，有地方领导人抨击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豺狼”，这样的言语就像“往清真寺扔猪肉”必然得罪穆斯林一样，极大地伤害了把达赖喇嘛奉如神明的藏族人民的感情。

中国政府对西藏“狠话说尽，好事做绝”

他指出，西方国家也有不少恶行，但是往往会通过美妙的言辞来抢夺道德制高点，而中国正好相反，尽管在西藏做了不少好事，却因为个别领导人的言辞失当予人以不好的印象。

黄博士把前一种称为“好话说尽，狠事做绝”，后一种称为“狠话说尽，好事做绝”。

5月22日更新

21日晚，达赖喇嘛派私人代表赴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吊唁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

中国政府允许其驻外使领馆接待这位精神领袖的代表，这一决定十分不同寻常。

南方周末 对西藏问题的另一种思维

□曹辛

3月中旬以来发生在拉萨、甘肃和四川等地的暴力事件令全球瞩目,其所激起的政治效应依然在发酵,而该事件对全球华人来说,所激起的愤怒,远超以往。

3月28日,达赖喇嘛通过西方多家媒体发表“致中国兄弟姐妹的公开信”,同时他还声明:决不分裂,支持北京奥运。

两天之后,正在老挝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受访时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主张,特别是施加他的影响,停止西藏当前出现的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和他恢复对话。”

之前的3月2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和布什总统的电话通话中也表示:“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特别是停止目前在西藏等地煽动策划暴力犯罪活动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愿意同他继续进行接触商谈。”

中国两位领导人的表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藏传佛教在藏族民众中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藏传佛教信徒中的影响力,也是事实。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一些现实的政策操作可能需要考虑。

首先要把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和官方语境中的“达赖集团”区别开。由于藏传佛教事实上除达赖喇嘛以外再无其他为绝大多数信徒接受的宗教领袖,因此信徒们对达赖在宗教上的信仰和膜拜,不能被理解为政治上必然的服从,更不能被理解为主张分裂国家,这是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藏区必须坚持的一条底线。

其次要把流亡国外的普通藏人和“达赖集团”上层区别开来。1959年追随达赖流亡国外的藏人成分复杂,半个世纪即将过去,应抱着“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再主张分裂国家,就应翻过那不愉快的一页,向他们伸出欢迎之手。

即便在“达赖集团”内,也必须要把主张“非暴力”手段的人和热衷于暴力手段的极端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不论何人,只要他不主张西藏独立,不主张暴力手段,中央政府就应把他和极端分子相区隔。

据一位长期在西藏工作的中央驻藏机构官员介绍,北京市长、西藏自治区前任党委书记郭金龙在主持西藏工作时,曾提出并执行过这样的政策:在宗教信仰上,要把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区分开来,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而非中共党员则有信教自由；把正常的民族、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区别开来；一旦触犯刑律,不管什么民族,一律依法办理。据不少在西藏工作过的人士反映,这些政策相当成功。

事实上,国内不少专家都认为,藏传佛教和个别宗教极端主义有很大不同,它基本上表达温和诉求,对于今天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来说,它事实上存在着合理的、积极的成分。正因为如此,藏区的情况不同于其他民族自治区,别的民族自治区域的经验,也不能完全适用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备解决上述问题的制度基础。

一位欧洲大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几天前曾经私下对本观察员坦陈心迹:达赖喇嘛建立大藏区的想法在今天未免太不现实,但是同他(达赖)对话,我们欧盟都赞成,对话,无论如何总是好的和正面的。

就今天来说,不分裂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奥运,可能是双方对话的起点。

资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大藏区”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大藏区”。今天在各藏族聚居区分别建立的自治地方，包括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的行政建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唐代，吐蕃王朝是由吐蕃联合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各个民族、部落共同组成的多民族政权。吐蕃王朝灭亡以后，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蕃人和其他各族杂居，并无统一政权。蒙元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元朝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元朝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都元帅府，也即乌思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管理朵甘思和脱思麻地区。这三者并列，统属于中央管理机构宣政院（初为总制院）。明朝时期，在西藏设立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升级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朵甘思地区则设有朵甘指挥使司（后升为朵甘都指挥使司）。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清朝中央政府针对西藏地方出现的政治动乱，调整西藏与周边川、滇、青等省区的行政区划，明确将巴塘等地划归四川，而将靠近中甸、原来属巴塘管辖的奔杂拉（奔子栏）、祁宗、喇普、维西、阿墩子等处划给云南管辖，使阿墩子与里塘、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彼此犄角，控制康藏局势。这一调整也形成了清代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民国时期，尽管国难加剧，中国内部军阀混战不已，但也基本上延续了历史建制，始终也没有出现一个“大藏区”的行政建制。

所谓“大藏区”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条件下出现的概念。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迫切渴望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得到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民国政府参加英国提出的中、英、藏三方在西姆拉召开的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议提出“西藏独立”要求六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和四川西部、打箭炉和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即所谓的“大西藏”，遭到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拒绝。后来，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曾经与四川和青海地方军阀为争夺管区发生过武装冲突。所谓“大藏区”和 “内藏”、“外藏”的划分，即使是内地军阀混战的年代，即使是软弱的北洋政府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国提出这一主张也从来没有付诸实施过。因此，所谓“大藏区”只是一种企图肢解中国的幻想。（廉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