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上网“灌水”，是否欢迎“拍砖”，正在构成官员有无现代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网上问政因此渐成时尚。总理问计网友早就是每年两会前的保留节目。而最近广州，网上问政更是风起云涌。城管条例修订，问计网友；人口密度逼近极限，问计网友；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计网民；灰霾超百天，亦须问计网友。某种意义上的“互联网执政”，至此已呼之欲出。如果说，空前繁荣的网络议政，正在把中国互联网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众议院”、规模最大的“陪审团”，那么现在则更进一步，中国互联网似乎正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智囊团”。

    这就是网络的神奇和伟大。它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上迅速崛起，以至于网络舆论简直就成了草根狂欢的天堂；而且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从恐惧互联网到包容互联网，甚至自己也投身互联网，与多极的网络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官员对互联网态度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生态的转变，传统那种僵硬的命令型政治，正遭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抵制。回应政治，公众参与的政治，正在以互联网为平台而崭露头角。

    无疑，这是积极的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欢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网络议政并不是万能的。虚拟空间终归无法取代现实空间，网络生活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生活。满足于网络议政的空前繁荣，政治开放止步于网络，因此决非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福音。

    互联网其实是一个良莠不齐的复杂世界。固然有神奇和伟大的一面，但也有很多局限。姑且不论网络舆论的碎片化，泡沫化，快餐化，情绪化。其最大局限，在于不能让政府走出孤独。网络议政无论如何繁荣，毕竟限于虚拟世界，不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制度化的力量。这就注定了以网络为平台的公众参与，仍然只是原子式的个体的参与，仍然只是一盘散沙的参与，仍然不存在有组织的力量、制度化的力量与政府对话，去监督政府，制约政府，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孤独境地。

    网络议政只是为现实的政治开放提供了起点，提供了助力。善用助力，实现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的接轨，起点就会变成线，变成面，变成现代性不断扩展的进程。网络议政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但如果不能善用助力，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巨大落差不能弥补，被网络议政所释放、所放大的公众参与的欲望，就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制度化的满足，反而要遭遇重重切割和阻遏。那么网络议政愈时尚，则不过是愈加衬托出现实政治的滞后，公众参与欲望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就会发展为公共生活持久的主题。

    公众参与当然是天经地义。在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之当下，没有人敢于公开承认政治就应该是少数精英对最大多数群氓的统治，没有人敢于公开否认政治上的公民主权。但公众参与如果不能组织化，制度化，千万人猝然卷入的广场政治，也往往是高成本的，高风险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任何力量皆须制约，公众力量亦须受到制约，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完成了从大民主到公众力量亦受制约的宪政民主的过渡，民主先行国家才最终避免了大起大落，才走向了可持续发展。

    不以组织化和制度化为前提的网络政治，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种无序的广场政治。罔顾网络这种双刃效应，过度倚重网络议政，甚至要以此回避乃至取代现实政治的开放，使公众始终只能做网络上的巨人，现实中的矮子，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就无从化解。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不是政府不强大，而是社会无组织。社会的自我组织化过程，就是社会的自我训政过程，就是公众力量彼此制约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极端的广场政治与极端的寡头政治就会互为因果，彼此循环，宪政民主就永不可期。

    这就是说，网络议政不仅不能以常规议政的萎缩为代价，反而必须以常规议政的开放来承接。人大代表的自由辩论，独立媒体的自由报道，社会组织的自由博弈，在在不可或缺。政府网上问计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行销，是对质疑和批评的回应。只有这种允许质疑和批评、允许反对和拒绝的政治，才是可以选择的政治；只有可以选择的政治，才是尊重公民主权的政治，才是有风度有品质的政治，也才是现代的政治，文明的政治。网络开了这个头，现在则需要在现实中落地。尊重公民主权的政治行销必须在现实中蔚然成风，网络议政才会告别悬河状态，虚拟空间的开放与现实政治的开放才能比翼齐飞，带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