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去公司，收拾个人用品，签收辞职文件，发现公司用英文声明的《离职声明》中写着“员工保证在职期间和今后没有违反公司声誉与利益的行为发生，在职期间及今后一直遵守本公司职业规范，无违纪行为”，哈，老子都不干了，还“今后”遵守你的职业规范？！犹豫了一下，签了自己的英文名字，一个装傻的人写给另一个装傻的回复。

中午应同事W大哥之邀，要给我送行，所以一起去了“松子”吃饭，W说他正在写两本职场的书，他的梦想是重返大学讲台，好好做个职业培训的老师，讲课出书，当职业教授。我们约好了三年后的今天，一定再来松子，那时我希望能够从他手上接过他亲笔签名的书。我祝愿他梦想成真，这个年代，在信息技术行业中依然每天朝着自己的梦想还在努力的人真的不多了。记得这哥们儿大学毕业就被分配某县城做高教老师，后来不堪清贫寂寞才一头扎进IT行业，现在人绕地球几圈，终于想回归了。有点宿命味儿，看来他的人生功课应该也有一门可以结业了。

吃了午饭，独自站在朝阳门，手里拎着装着办公家档的纸袋，我不知道该往哪去。离玲子约的晚饭还太早，回家要倒地铁10号线，然后倒1号线，然后倒通8线，然后倒公汽，既然“失业”了，就要有个失业的样子，不能胡乱打车。估计蹭到家就得马上再蹭出来，奔晚饭地点，估计最后两趟车我会在“烈士站”被挤下来，要重新再挤回革命队伍，必须得出门前要吃点什么，不然没力气。北京，成功地把人类变成了一只只老鼠，在地下疯狂地蹿来蹿去，与一段光明和一段黑暗之间想着各自半明半暗的心事。算了，我腿儿着溜达吧。穿越使馆区，我漫无目的向晚饭地点靠近，半路在咖啡店读会书，抬头望着中国人都开着奔驰宝马流过高档商圈，车里人似乎永远活在夏天，女子们都薄沙，吊带儿，披肩；男人们都亚麻衫，精纺细羊绒。各大使馆的老外们在下班时间蜂拥而出，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秋高气爽地围着各色围巾，兴高采烈用各国语言互相打着招呼，欢天喜地呼啸而散。

我终于改掉迟到的习惯，第一个到蹭到玲子指定的老北京涮肉馆。铜锅，炭火，高声吆喝的堂头，我想起老贼说的：“有你们北京这样的吗，还著名涮肉呢，一锅白开水煮出来的肉，那叫给人吃的吗？怎么着也得搞个鸡汤，高汤，最差也是菌汤哦。”他是云南人，不理解老北京涮羊肉比的是肉质好坏，清锅上来，店家当着食客的面再一件一件往里面放葱，姜，枸杞，会吃的主儿会特地点条鲫鱼（鱼羊为鲜），买卖讲究的是童叟无期，谁来都一样的底料，烹饪过程透明。这个死昆明人，就不能理解。

吃饭时，玲子的朋友郑老师夫妇在场，我第一见。他们送给我自家烤得点心，让我艳羡不已。郑老师看上去就个心直口快，正义感十足的人，明显的“老师”特征，说话思路清晰，嗓门大而快，总之我的一句“谢谢”永远泼不进她滔滔的自我介绍中，她自豪地介绍她老公，介绍自家点心烹饪方法，介绍自家五六种不同咖啡机，介绍自家孩子们会包五颜六色的饺子！我当时就把她归档为“人生指导员”（俗称热心人），同时好奇“孩子们”到底是几个孩子。玲子反应超快，抢过来介绍：没一个是郑老师的，都是自闭症儿童，郑老师在家里办了“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有些家长特别从上海带孩子来找她，她每天在家中为孩子上课。我心中立刻为自己的以貌取人而羞愧。

自然而然，我们开始讨论自闭症和智障孩子的区别，我浪漫地想到大江健三郎的智障儿子光，是日本卓越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每年新年古典音乐发布会，小泽珍尔肯定会演奏光的新作。于是我问郑老师，是否自闭的孩子都有一种天分呢？想必上帝关上他们人生中通往外界的门，一定会帮他们多留一扇天赋的窗户吧。郑老师回答，自闭症的孩子中出现天才的，凤毛麟角，跟健康的孩子中发现天才的比例一样少，你们凭什么想象自闭症的孩子一定有某种天分，那是大人自己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期待。自闭的孩子是精神缺陷，智障的孩子是智慧缺陷，从治疗康复和教育沟通的方法上都不一样，必须区别对待。回家后我google了自闭症，发现只有10%自闭症的孩子有正常的智力，所以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精神缺陷，还要跟智障儿童一样，克服智力障碍。因为不与外界接触，智力会倒退，往往自闭症成年之后可能“倒退”得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而现在郑老师家里的孩子有的家庭还是不完整的，父母离异。因为大人们接受不了他居然会“越大来越差”的现实，如果知道日子会越过越糟，谁还能有勇气继续下去？郑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知道自闭症的控制很多是在如何帮助孩子与外界沟通，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沟通欲望，所以很多事情无法学习，这也导致家长们长期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大人的“病”和孩子的病，每天就是她的生活主题。如果你知道一个孩子能整整一天为了放稳一个皮球而不吃不喝，而大人们束手无策便去惩罚自己的时候，你就能更深体会“爱莫能助”居然是如此残忍的一个词。我干巴巴地说了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坦普儿.葛兰丁”如何克服自己的自闭症发明了“人道动物屠宰场”的故事，但在每天与自闭症斗争的老师面前，在被自闭折磨的家长和孩子面前，这个“特例”实在起不到安慰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励志的分量，而成了我似乎找不到话说而冒的傻气。人生有太多的苦难，一旦你懂得“苦难”的细节，我们这种百无一用的“社会精英”恐怕连安慰别人都需要先给自己提点勇气。但那些当事人的孩子和单亲父母们必须承认和面对现实，随后就是“承担”，一旦开始承担，苦难就开始缓慢溶解为每天24小时的课程。只要是课程，总有结业的那天，有了时间，就有了终点，有了终点，就留给人们希望，哪怕这希望是指生命尽头，但人类总有将“苦难”磨成“习惯”的力量。所以一位禅师说过“苦难，就是福报”。

敏姐参加某名人“亲属葬礼”来晚了，她看到了八宝山“一条龙服务”和标准的机关丧事的流程，于是大声宣布她决定不要这样死！那种仪式太形式主义了，饭后，敏姐郑重地跟我和嘉央说，如果她去世了（此处她希望我记录下来），一定要四位穿着红袈裟的喇嘛，（强调，必须是红色袈裟）庄重地念经，并一起抬着她去天葬或火葬，她要在一块完整洁净的平台上，把尘间遗留下来的最后财产- 肉身化掉，完全回归自然。她觉得，那副情景很美！正说着，我接到电话，S.LO来中国十年要办party，请了各大公司高管精英，希望盛装出席，我能想象SLO的品味一定选择高尚餐厅，顶级美酒，女人都扮妖娆，男人都装体面的大party。

回到席间，发现拉萨来的喇嘛班长和嘉央一直在旁边沉默微笑，喇嘛班长一边听我们鸹躁，一边用筷子沾了芝麻酱在空盘子上画出了漂亮的“金刚杵和祥云”，我看着笑，旁边低低传来嘉央在心里念经的经文声，这两位才真的是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问起班长此次“下山”目的，班长说两个僧人在成都看病，要肾脏移植，其中一个出家的弟弟捐自己的肾给出家的哥哥，但这种肾脏手术一定要卫生厅批复医院才能做，卫生厅也一定要求出生地民警开证明，证明此二人是亲兄弟。于是两个不懂汉语的喇嘛请班长帮忙协调跑手续，跑了两个月，现在还没批下来，依然在四川华西医科大住着。班长心里也急，眼看病哥哥越来越衰弱，弟弟也急得要死，但是出家人的身份证被收走换成出家证了，而藏族人的户口又是分期办理的，两个兄弟无法证明“血缘关系”。做DNA也不行，因为卫生厅规定必须由派出所出证明，还有证明人的警员，警号，座机电话等。我无法想象在藏区偏远的墨竹工卡，如果户籍警也是藏族人，到处在草原上溜达，他怎么可能被座机电话找到，就是找到，他如何听得懂调查人员的汉语？唉，规定不仅要严格，还要人命。亲情可以救急，但救不了命。

散局，我和玲子同路回家，玲子问我怎么走，当然做公交，过普通日子吗。玲子夸了我一句，好像我还听到她嘟囔了“这样我以后没什么压力了”，我立刻警觉是不是自己平日太飞扬跋扈，太“市恩心理”，让朋友们不自在了。后来听到玲子又说了几句，开始释然，玲子是指我今后再也不受工作压力了。总之，我还是提醒自己，今后一定要低，低，再低，低到地球最下面，升起对万物的尊重和敬仰，才能让我更接近万物的本质，认清因果的真相。

我们提着东西上了公交车，玲子认真帮我询问去我家的倒车路线。几站地过后，她告诉我该下车了，之后居然跟我一起跳下来，其实离她家还有两站地的路呢。她说她怕我找不到倒车的地点，所以一直陪我走到了下一个的快速公交站，“勒令”我在那里等着，自己才一步步往家走。她抱着书，走到人行道上，又回头大声问我“你有零钱吧？！”我又气又笑，我又不是傻子，也会说汉语的，她拿我当藏族人了？我自豪地点点头，大声答道：“我有！我不傻！”旁边人窥视我，一个老大不小的师奶了，怎么了这是。玲子腿不好，这才放心地一步一一步往自家的方向挪动。朋友，就是烤白薯，总热烘烘的。

车上，老驴电话，声音低沉: “小米今天做手术了。”“什么病？”“乳腺癌。”“啊？她比我们都小，怎么会？”“一周前发现的，恶性。”我沉默着，忽而又问：“胖子呢（小米男友)？”。“带队走了。十一，这次旅游的人多。”癌症，不仅要命，也要钱。我不知道说什么，心里堵得慌，为小米；有股愤怒，也不知道向谁发；突然想哭，因为自己丝毫想不出办法。看望安慰都是扯淡，想起《恩宠与勇气》，活着并不是一种奖赏，对病人对家人对旁观者如我，都是如此。

这是今天第几件想不出办法，无能为力的事情？！我还是糊里糊涂早下了一站，茫茫走进夜色中降温的北京。失业第一天，我看见了：有人在追成功梦，人已在庆祝成功，有人每天在跟绝望搏斗，有人每天在等死。有人设计未来，有人设计死亡，有人根本没有设计的机会。同一座时钟的表盘上，从不同方向而来的生命轨迹，突然交叉到我这里，我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又往不同的方向匆匆滑过，最终会落到同一个终点。这就是世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