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人称长江水系上的宝葫芦。在农业自然经济中，以木帆船运输为主的年代里，鄱阳湖为北进长江南通五岭的要道，并在环鄱阳湖区域形成了水运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集镇与物流、人流中心，进而成为交通枢纽。姑塘就是这样一个踞鄱阳湖西岸，与湖中鞋山隔水相望的重镇。

在环鄱阳湖经济圈内，大姑塘的优越地理区位，便利的交通条件，关卡的选定设立，在客观上促使其成为舟楫竞渡，帆樯林立，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的闹市。在有十里长街之称的闹市里，常住人口达二万有余，流动人口亦有万余，其繁华程度，可与当时的九江相媲美。姑塘镇既是江西大宗物资经水路进出的要津，又是婺源，休宁、祁门茶叶和景德镇瓷器，过鄱阳湖经陆路到九江的首选捷径。

设关建卡，使姑塘逐成闹市。早在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九江榷关就在这里设立了水路和陆路两个关卡，是继九江之后征收税银最多的一个分关。据史料记载，九江榷关在清乾隆４１年（１７７６年）即征收税银６６．２１万两，清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年）征收税银５８．４７万两，清道光９年（１８２９年）征收税银６０余万两，均高于当时的江海（上海）关。这其中姑塘关则占有可观份量，是为“船物流通，收税畅旺”的要地。也正因为有如此高额的税银，１９０１年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者早已翘首以待的姑塘分关，即被强行霸占，以致九江海关所收税银陡增，１９３１年增至１７９．７４万两，使我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舟楫竞泊，给姑塘带来的繁荣是显而易见的。清雍正元年以来，往来泊岸于姑塘的商船络绎不色，形成“来商纳贾，舟楫连樯，交易繁盛”的闹市。据航行在鄱阳湖上船只统计，江西和周边区域的４０类３２６６种船只，常在姑塘泊港作业。进入近代，据史料记载，在姑塘泊港作业和缴税的除轮船外，木帆船常年泊港的在１９２０年达到３２０９５艘。不仅如此，每年还有数以千万立方尺的木筏，需要在这里补充给养，仅１９３５年就达到过１６００万立方尺的木筏在这里过境，也使姑塘热闹非凡。

交通的便利，使装载粮、茶、瓷、盐等大宗商货进出的船只在姑塘过境，其运量也非常可观。清代由江西出运的漕粮，每年均在８万担以上，有些年还高达５０万担，商品粮则更多。清乾隆３年（１７３８年）８月至次年４月，仅８个月就有１２００万担粮食由鄱阳湖出运。茶叶输出，清光绪２年（１８７６年）为２５．１万担，到１９１５年则增至３２．９８万担。瓷器出运，１９１５年至６．９３万担。江西全境及周边地区所需淮盐，光绪年间走鄱阳湖疏运的每年均在５４万担以上。 

姑塘之形成闹市，当然是与频繁的商贸交易分不开的。为与物流、人流相适应的各种商铺和同业公会也就应运而生了，并且有为数不少的米行、瓷行、茶行、货栈、客栈、槽坊、茶坊、酒楼和会馆等活跃在市面，热闹非凡。其中较有名的商号有：王恒昌、罗兴隆、黄宝泰、黄利泰、王源丰、尹荣和、叶宏吉、王恒丰、杨兴和、王和平、钟源昌、大三元酒楼、李木木水果行等，呈现出“日对千桅杆，夜观万盏灯”的繁荣景象。当然也形成了地方垄断的船头、鱼头、肉头和轿头等势力，欺行霸市者亦活动于市肆。

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运输格局的变迁，特别是外国侵略军的入侵，使得存在了二百余年的姑塘闹市，遭受重创而在地图上消失。进入近代，首先是轮船和火车相继投入营运，运输方式和线路改变，木帆船逐渐被淘汰，姑塘不得不从闹市走向萧条，继而是海关被撤离，又遭日军严重破坏，不仅迫使大量商家逃亡，人口锐减，而且所有设施均遭摧毁，战后都无力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开放开发环鄱阳湖经济圈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我们相信，在此新的历史时期，姑塘也必将走出低谷，重新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文/陈耀坤/来源：中国九江网）

图为姑塘海关遗址/天涯雨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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