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迷雾散尽之时，那些或清瘦或倔强的身影顿时在眼前清晰了起来。然而有的人却注定让所有人在惊诧之余去重新认识，譬如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曾因一代伟人的著名文章而被国人长久地定格为美帝对华政策失败了的符号人物，因而如我辈者自幼对其没有太多好感。但读了徐百柯先生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心中却平添了些许异样的震惊。原来这位在影视作品中被塑造成刁钻形象的历史人物竟被历史学者林孟熹先生评价为“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就连司徒雷登本人也自述为“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因为他出生于杭州，讲杭州白话，返美国读书后又子承父业回杭州传教，后又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九一八事变”后，领着燕大师生参加反日游行；支持北京学生赴南京请愿团，以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并且说“如果此次燕京师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抗战时的司徒雷登又被日军囚禁四年之久，理由是拒绝与日方合作。凡此种种，司徒雷登已无愧于徐百柯先生在文中赠予的“教育家”称号，就连曾就读于燕大、又执教于燕大的冰心先生都对司徒雷登赞誉有加。
    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的司徒雷登在处理对华问题时表现出其作为政客的苛刻的一面，很大程度上缘于其代表美国政府的身份，这也是银幕上其不良形象形成的根源。所幸的是，司徒雷登在离华前夕曾欲赴北京与中共高层密晤，以磋商促使美政府承认人民中国的事宜。尽管由于司被美国政府召回而未能成行，但也体现其在历史面前所能保持的理性的一面。
    被美国国内那时同样过激的政治风潮所冲击、晚年患中风的司徒雷登在凄惶的晚景中离世，其遗愿之一竟是将骨灰葬在燕大校园内，而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是随风破裂的泡影。
    徐百柯先生在文末写道：“未名湖畔，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雷登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假使未名湖畔有司徒雷登的墓地，故事的结局也许就会少些遗憾。然而，历史是不可以重新来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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