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87年的骚乱拉萨大约损失了六百多万元。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死了六人。但西方媒体公布的数字是十四人。对此，公安厅副厅长的解释是，西方的数据包括了当天在拉萨各医院里因病死亡、交通事故以及刑事犯罪死亡的人数。

在刘伟的报告中，六个死亡的人的名单和死亡原因如下：

孙文祥：汉族，在拉萨的生意人，在大昭寺广场街口，被一消防警察手枪走火打死。
格桑德勒：藏族，色拉寺喇嘛，二十二岁，僧名杰杰，头部中弹致死。法医鉴定是，子弹打到石墙跳弹回来击中死者，解剖的弹头是扁的。
普穷，藏族，大昭寺喇嘛，腹部中弹死亡。
嘎拆，藏族，佛学院喇嘛，二十二岁，水泥预制块击中头部死亡。天葬师介绍说，在死者头颅里还残留水泥渣块。
洛曲，十五岁，被石块击中头部死亡。
扎西边觉，五十八岁，在混乱中从楼顶摔下来，颅内广泛出血死亡。

仅10月1日，拉萨共有325名公安武警受伤，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新闻记者、医护人员和群众。烧了两幢楼房（其中一幢就是八廓街派出所），四十三辆汽车被损坏，十一辆被烧毁。另外还烧了七辆三轮摩托车，三辆两轮摩托车，十七辆自行车。

骚乱虽然平息了，但是，无论是骚乱过程中人们的表现，还是骚乱反映出的问题，此后成了拉萨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此一时期，各单位都开展了讨论，我大致梳理了一下，整个骚乱过程以及人们在谈论骚乱时反映出的问题。

从人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各级领导报喜不报忧，因此，各行各业总是形势大好，这不仅造成了一种假象，同时也令各级官僚们养成了说谎的习惯。所以骚乱一发生，没有人敢于出面采取有利措施加以制止和处理，更不敢承担责任。事实上，从人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也没有人知道采取何种措施才妥当。人们只要回顾此前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就可以看到，自从西藏工作会议讲话发表之后，许多矛盾实际上早已存在，但并没有引起重视。本来可以及时处理的问题，因为层层上报，层层等待，实际上无形之中促长了事态的发展。

了解拉萨的人会发现，此一时期的防暴手段，还是单一的人力加消防水龙头的方式。尽管公安和武警荷枪实弹，但在得到不准开枪的命令之后，面对汹涌的人群，反倒束手无策，手中的枪支，反倒成了攻击的目标。就连前往视察的市委领导，也被骚乱者堵在派出所里，难以脱身。

人们只要回顾当时达赖的一系列举措，再回头看拉萨的骚乱，几乎达赖在国外每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都得到了及时的呼应，带头游行的喇嘛们，很多人在事后的调查或审讯中被问及参与骚乱的原因时，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在电台里听到达赖讲了要人权、要独立，那么作为僧侣，达赖的话一定要听。另一部分人则表示，西藏本来就是藏人的地方，藏族人吃糌粑，汉人不吃；藏族人有达赖，汉人没有。

这种游行，游走在现行法制与国际惯例的边缘，他们起先的“和平示威”，令到地方当局不假思索就采取了抓捕措施。这里也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在最早的章节中提到的，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煽动分裂的罪名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是至今仍被忽略，但又时刻面对的矛盾。当9月27日第一批喇嘛上街示威被抓捕，也就点燃了延续至今的骚乱火种。而且，在此后的历次骚乱中，有预谋的利用这种现行制度与国际惯例之间差异的策略及其后果，也成了国际社会诟病中国的一个起点。直到现在，政府仍然在回避这个问题，就好象它从未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和平示威-----有预谋的行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应-----采取处理措施或措施不当-----发生重大伤亡或损失-----封锁消息和言论------国际舆论与国内主流舆论对决---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参与-------升级、演变。等到下一次骚乱发生，这种循环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重演的戏剧不过是细节稍有变化。

10月1日这天，有人在八廓街里挨家挨户发动，号召“吃糌粑的人”行动起来；有人在骚乱过程中对人们承诺，打一块石头六毛钱，点燃一辆汽车五块钱。各种各样的人都参与进来，老人，妇女，待业青年，小孩；有青年干部，有普通居民，受了警察气的妓女，受了税务压制的商户，甚至还有国外游客。从早上九点开始的骚乱，到十点左右就聚集两千多人。几位法国游客在人群中如鱼得水，他们一面看着骚乱者群殴国内媒体的记者，相机被砸在地上再踩上几脚，而他们自已，兴奋拍摄之余，还不忘捡起啤酒瓶，教人们制成汽油弹，抛上路边的车辆；当火势熊熊燃起，一位年老的喇嘛把自已的胳膊伸进火中，人们很快就看到皮肉翻滚，闻到空气中的恶臭，看到喇嘛扭曲的表情，这种传说中的殉教方式，在引发震憾、惊悚、哭泣之后，也把骚乱的情绪推到极致。

枪声响了。有对天鸣枪示警的枪声，有骚乱人群与武警对决争夺枪支发生的走火，也有谣言中出于镇压的枪声，但官方始终坚持不准开枪的指令。真相也淹没在无法控制的混乱之中。骚乱的人抬着一具尸体，浩浩荡荡冲向区政府大院，并将它放置于区政府大门外的交通岗亭之上。

现在，我们回头看我总结的模式：从和平示威开始，每一次骚乱差不多都是由喇嘛或者尼姑带头。在当时，由于此前政府一直在落实宗教和民族政策，宗教的复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凡重大的宗教活动，各级领导争相参与。许多老百姓家里，从前悬挂毛泽东画像的地方现在只挂着达赖的画像，达赖在民间的威望迅速升温。至此，实际上，这一复兴宗教体系掩盖了作为旧政体复兴的事实，在人们看到寺院香火鼎盛的同时，旧的政体也重新活跃起来。在记者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被抓捕的喇嘛拥护达赖主张的态度，但我们却看不见，这些各个寺院的喇嘛，是在何种情形下，通过何种方式取得一致，并在同一时间走上了街头。然而，从事态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宗教的情感一旦被政治的幕后之手操控，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果然，当警察抓捕喇嘛时，群众被煽动起来。就连挨家挨户敲门的人，也在喊：喇嘛被公安打了，吃糌粑的人出来，把吃大米的汉人赶出西藏。人们理直气壮的冲击派出所，正是因为喇嘛关进了派出所里。有个小女孩对记者说，“我不管新社会旧社会，抓喇嘛反正不对。”这也是许多参与闹事的人的普遍想法。

很显然，这种有预谋的煽动下的骚乱，很快就演变成了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突破口。和平的示威演变成了不和平的骚乱，进而演变成了公开的发泄。我只是一直不明白，如果说第一次这样的骚乱可以按照我说的模式在演进，为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种模式同样可以实现。在当时，警察接到不能开枪的命令，因为每一层领导事实上也看到了，这种大规模的骚乱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一群暴徒一上来就采取暴行的违法犯纪活动，它自始至终都与不明真相的大量群众混杂在一起，令人无从下手。民警们在争取自保的同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暴行扩散却无可奈何。就连后续赶到的武警，实际上也面临着与派出所民警类似的处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保护自已的枪支不被夺走。我更不明白的是，为何在这种情形下官方却一再采取封锁消息的做法，这种做法既令到知道真相的人失声，反倒助长了不明真相的谣言漫天飞舞，尤其助长了境外媒体的不良报道。直到今天，这种风气更是漫延到境外媒体造假，从而引发了许多并不了解真相的民众的参与对决，升级为民族矛盾、国家矛盾。人们回过头来还会发现，在长期的宣传过程中，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一样，在国外藏学更甚于国内藏学的情形下，人们接受的关于西藏的信息更多基于同类的观点，如果说从前藏人陶醉于自身的驼鸟观，从而失去了与现代世界对话的机会，那么现在，藏独们似乎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支持，不能不说是一种怪象，并且发人深省。
(转自江湖泡网：作者为聊胜于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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