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新华社报道说，在温州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一些银行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而变着花样抬高贷款利率，形成盘剥”。而在温州担保公司最兴盛的时候，“银行更是与担保公司联手，直接或间接违规放贷。”市政协常委、温州知名老板孙福荣说：“不少银行是担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银行是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混乱的推波助澜者。”

概括地说，融资过度、投机过度、银行扩张过度以及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是本次“温州信贷危机”爆发的四大“催化剂”。当国家宏观调控向纵深发展时，温州老板的过度投机便危机四现。温州的产业空心化也进一步加剧。进入2011年以来，一些老板在境内外疯狂赌博，输了巨额资金，于是成了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到此时，职能部门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仍处于真空地带。5月底，温州江南皮革老板黄鹤“因为在赌场上输了巨额资金”而弃厂逃逸海外，开了温州老板跑路先河。这就是“温州信贷危机”爆发的基本路径。

温州金融业的高度发达举世瞩目。有1320家金融机构网点的温州，2010年，各金融机构的税后利润是140多亿元，温州的一些老板不满地说：这140亿元的净利润，相当于温州本地企业创造的每年3700亿元的销售额，被各家金融机构“全部拿走了”。银行的扩张过度和企业的融资过度，胶着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形中抽干了温州经济的新鲜血液。温州凭什么继续上路？

有如此发达的金融系统，按理说，温州企业应该不会出现“融资难”。问题是：你要是老老实实做实业，你就很难融资；相反，你要是把资金投向高利贷和房地产开发，你就有机会多方面得到“融资”并赚得钵满盘满。这样的投资导向和贷款导向，驱使着温州企业过度投机，也加剧了产业空心化，使得高利贷越加横行温州，在进入恶性循环后，“信贷危机”不期而遇。

2011年7月，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显示：温州约20%的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最近十年来，温州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总和超过12000亿人民币，有多少流向房地产开发和其他投机领域？温州民间向来热衷炒楼、炒棉花、炒煤炭、炒矿产、炒艺术品等行为，从哈尔滨到三亚，从新疆到上海，从西藏到香港，有“投资”的领地就有温州人“炒作”的影子。一些“投资客”通过主业经营申请到部分银行贷款，剩下来的，就以高额利息，向担保公司等机构或个人借高利贷。当国家拿起宏观调控的利剑时，温州人的赚钱链条出现裂痕。主业是眼镜制造、年产值2亿多元的温州信泰公司，居然能够融资10亿、20亿从事其他行业的“投资”，就证明温州的企业融资易如反掌，就证明一个温州原本优良的企业是如何在投机领域和高利贷这两艘贼船上，分别倾覆、不断沉没。

有人告诉我们：在温州龙湾，12个人一起吃酒，居然有10个人在开“担保公司”，最多的时候，温州担保公司等以放高利贷为主业的机构，超过2000家。这些“很有气派”的强人，通过开名车、四处买厂房、买地、买豪宅等奢侈消费，维持着“能人”和“神通广大”的形象。有温州市民反映：跑路的温州老板吴保忠，半年前刚刚买了一辆价值500万元的劳斯莱斯。出事前，他还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到处露面。另一位跑路的老板，也在一周前买下120万元一辆的路虎车，一周后以70万元被抵债。所以在得知“吴保忠们”跑路时，很多人都表示震惊，因为事发之前，他们的企业没有任何倒闭的预兆！

现在，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些“救市”举措，但是这些举措在全国范围内颇受争议。人们的担心是：这是不是在“救护”温州居全国第一的房价不至于跌落？是不是在救赎温州的高利贷产业不至于彻底崩塌？按照目前的思路操作下去，温州的非法金融活动并没有得到长效监管和打击，而一些出逃的老板反而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受害者和温州高利贷产业的“弱势群体”，个别跑路回来的老板象凯旋的英雄，受到追捧，这无疑扭曲了真相，也绑架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好政策和对温州的一片真心。

当下，温州市政府应从长计议，紧紧盯住温总理在温州的“承诺”，尽快成立基金之类的管理公司，吸引丰厚的民资，投向温州的农业、海洋经济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将更多老板、更多企业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吸引到实业上来，这才是未来的温州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昨天，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接受温州媒体采访时说：面对债务危机，拯救信用、恢复信心，温州企业有责，温州政府有责，温州人人有责！

此话算是讲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