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rule by law)与法治（rule of law)区别，在学术上已经不成问题了。但对于非法学专业的许多学者，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破障，没有成为常识。

前者的意思是靠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后者的意思其实是由法律来治理国家。打个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帝王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实际上，还是依靠法律。中国一直是一个律法制定发达和比较严谨的国家；但有一个重大缺陷是，帝王基本上是不受这些法律制约的。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比法律更具权威人物存在。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是一个法制国家，但也是一个人治国家。

而法治则不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法律的权威还要大，法律实际上是国王的国王。英国，作为立宪君主国家，其君主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治理者，这治理者就是法律。英国君王，同样必须遵守英国的法律，如果违反法律规定，照样要受法律惩罚。正因如此，才叫做法治。

以此，我们就会清楚，中国为什么到如今还是一个人治色彩颇强的国家，建设法治国家依然要费很大力气。制度设计的问题且不说，立法跟不上形势的问题且不谈，人民的法治意识淡薄依然非常严重。

王 千源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法治意识的极度淡薄。“诛杀”论甚嚣尘上，多数人觉得天经地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媒体舆论越来越现代化了，迄今没有一个公开的主流媒体对“她”进行媒体审判，新快报和凤凰网都作了持平的报道。我们假设，如果公众媒体也参与网络的失去理智的怒潮，假设当王 千源回国，遭受司法起诉的话，法官将承受多大的压力，届时法官能否按照法律规定、依照事情原委判案就很难说了；如果不能那就是人治了。重要的不是王 千源是否叛国，假使她叛国的话，也不应由人民来“诛杀”，要“诛杀”的话也只能依据法律。当王 千源还未定罪的话，网民因她的行为愤怒，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骂她，说她可耻，说她卖国，甚至说她“汉奸”；但至于集体号召发动“诛杀”，搜索其个人隐私，侵扰其家人安全，则已经超出了法律界限，如果因此造成王 千源公民权利被严重侵犯，造成其家人的不胜困扰，甚至出现严重事故，那么，可以说这些网民在集体犯罪。如果这些情形出现，这种网民的集体犯罪，法律应该怎么处理呢？从法的角度来说，检察机关必须介入，提起公诉；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根本不可行，因为法不责众，如此，法律的权威便被藐视了，何来法治，只不过人治而已。

最近的事件中，许多人被骂为“汉奸”，“走狗”。一方面有网民的自发气愤的因素在内；另一方面，一些媒体的不良倾向，严重地推波助澜了。比如《北京晚报》文峰的《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评论，从任何一个具备基本法律常识的人来看，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媒体批评了，而是诽谤；长平先生完全有对之提起诉讼的权利；而这种诉讼，如果法官完全依法判决的话，《北京晚报》可以说必败。因为且不论事情是非本身，其行文本身的巨大漏洞，已经让其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了。

这次，众多的人被批为汉奸，连白岩松先生也在内，各家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

我们看到，此次怒潮如此汹涌，若是有人因此情绪冲动，对这些具有独立思考的人，采取现实的暴力手段，以至于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那么，这些媒体要负什么责任呢？从法理上，这些媒体是有责任的；但从司法实践来说，是无法使这些媒体承担责任的；因为，假设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结果造成的原因，仅仅只能推究于犯罪人本人，至于媒体舆论与事件的关系却是无法推定与证明的，也没有事实证据。如此，岂不悲哀；如此，岂非人治。

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言论界限的问题。当这些出格的言论，这些藐视宪法权威，藐视公民权利的言论一出现，是否应该有机构对这些言论提出警告、制裁，甚至提起诉讼呢？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媒体在以后的大量事件中，是不是会依然扮演着媒体审判、人民审判的角色呢？如果如是，何来法治？

所以，抽象地谈言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言论如果极端自由则意味着言论没有自由，言论的自由会变成群氓意志的暴力工具，民主无异于最大的嘲讽。

因此，当务之急，必须改变新闻的监管方式。新闻不监管，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存在过？新闻不监管，等于无政府主义。

关键是新闻怎么监管，是由人监管，还是由法来监管。

我们今日的新闻监管体制，无异于由人监管。如果谈法治，一个国家的新闻的治理仍由人治，那么彻底改变中国的人治状况则无异于空话。所以，《新闻法》必须出台，不出台的话，中国的法治状况不会有彻底的转型，改变中国的目前种种不良的人治现象的种种努力，则无非是治标不治本。

新闻监管，交由法治，这是中国进一步迈向法治国家的根本措施。如果说要呼吁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我觉得真正的思想解放，乃是新闻监管的法治化，这是思想解放源源不竭的动力机器；这是中国法治国家建立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