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新社近日报道:今年以来,广东按照换届的要求先后调整配备地级市党政正职共46人次,其中新任地级市党政正职24人(书记10人、市长14人),分布在15个市。
地方换届是确定新一届班子,不一定是更换原有班子。与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不同,按中国制度安排,各级组织本可以保持班子的相对稳定,大进大出并非必然,干部制度改革已多年,理当进入平和交替。所以,提升交流多,年轻干部多,干部年龄趋小成亮点不应算吏治政绩。如果细想,要么过去干部工作不可持续,要么换届规定偏离了实际,此外没有更好的解释。故广东省15个市有三分之二的党政主要领导全部更新并不值得喝彩。
广东省换届“刷新率”趋高并不是个案,某市13个区县,今年党政一把手几乎全部更新,前所未有的“刷新率”后面是班子成员大面积调整,干部任期大幅度缩水。对此,民意的感觉与官方迥然不同。老百姓并不为“父母官”频繁轮换叫好。笔者连续亲历过几次地方人代会,面对每年新选出的领导人,代表们背后调侃,我们开人大会应该是多议政,并不希望每年都来认人。
这涉及到干事业与出干部的价值排序问题。有了出干部重于一方发展的趋动,干部提升交流量自然就大了。干事业与出干部本是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何在?有些并非为人看好却“走红”干部其简历经不起围观,三年升四级,一年升两级,他们的政绩疑似“压缩饼干”发酵,名义无一不是因优秀而破格,而优秀定性始终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自由裁量权。
“按换届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是选择当地可持续发展,还是争相提速出干部?过去说,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现在,不仅少有这种高洁淡泊之人,而且出官成了组织的冲动,你就不能指望多数干部淡定而不浮躁了。
对“树挪死,人挪活”需要重新解读,有些树因为挪动才能升值,而人挪多了有可能失去地气。一般来说,干成一桩事业与一方领导投入成正比,这个投入就包括任职时间。当年武汉为什么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为什么在这儿发生了武昌首义,历史学家们得出结论,得益于张之洞潜心治鄂,而张之洞在鄂任职长达17年。
过去在意限制了任期最高限,却没抠干部任期最低限。结果三两年换书记,年年换县长。只有对干部在一个岗位任职最低年限作出规定,对一个班子换届更新控制比例,从组织上保证一个地方的发展具有连续性,这样的换届群众才会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