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的,前幾天晚上又夢見了我中學時期的英文老師,那位老先生。頭發依然是梳理的很齊整,鬍子也還是那樣刮的幹幹淨淨。衣著很樸素,但很有風格,似乎一點都沒改變,雖然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將近15年了。

我的這位老師是出生在印尼的一個較為富裕的華僑家庭。據說在印尼當局瘋狂地排華的時候,他和幾位朋友毅然告別自己的親友,輾轉經香港回到了大陸,並就讀于北京師範大學。大學畢業後,他和當時的女友,一位來自泰國的華僑女子一起,響應要青年學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來到了我們這個地方:一個在大陸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北方小城市。就這樣,他們就在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度過了自己的一生。

老師是信仰和向往社會主義的,這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他當時執意回大陸的主要原因。他有個很大的願望,就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黨員。可是他的華僑出身,知識分子的背景,在當時那種僵化的體制下使他一直不能實現他的願望。就在去世前的幾年,他才加入了大陸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老師一生沒能加入中共,雖然他比很多人都認同社會主義,認同共產黨。這是老師的悲哀,也是中共的悲哀,更是曆史的悲哀。

「文革」時老師也跟那個時代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據說開始時不讓他教他的專業英文,卻讓他教俄文,不過很快他也適應了。後來又不讓教俄文,而讓他去教數學,他也很快適應了。再往後,卻又把他從這個本來不大的小城市的中學,調到更遠的農村山溝里的學校去,而且荒唐的讓文弱的他教體育課。當時在農村鄉下的學校里,學生普遍年齡很大,甚至比老師的年齡還大。北方人又生的高大,他這個弱小的在南洋長大的書生是根本不可能鎮得住這些學生的,更何況他教的還是體育課。據說他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一直教體育教到「文革」結束。

我是因為作插班生的緣故,才得以有緣成為他的學生的。雖然那都是「文革」過去很久了,可當時大陸教師的待遇普遍都很低,而我們這個地方更是遠離大城市,所以「時髦」和我們這里的人是無緣的,更是和中學的教師們無緣的。我印象中周圍的老師們都是穿著很土氣,講一口方言,拉里拉遢的。但我第一次見到這位老師的時候,卻讓我改變了這個印象:他穿的雖然是一件很普通的藍色中山裝,卻非常得體,很幹淨。頭發梳理的很整齊,一幅黑框眼睛架在鼻子上,很有一種風格。這大概就是我們常說的,讀書人的風格吧。

老師講話的聲音很低很慢,也不講當地方言,這和大嗓門的北方人在一起顯的格格不入。他不大愛說話,也很少笑,但在上課的時候,他的表情會慢慢豐富起來。他讀的英文很流暢,而且似乎很喜歡朗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他讀英文的時候,讀到興頭上會很自然的聳肩,就像電影上的外國人一樣。這時講臺下會有學生在偷偷的笑,但不久大家也都習慣了,而我也在不知不覺中染上了他的習慣,一直到今天。老師的英文發音很難懂,跟其他的教師不太一樣。但在多少年後,在我也可以跨出國門而看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才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標准英國口音了。

但是這樣一位老師,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對他的評價並不高。因為他很少像其他的老師一樣,花很多時間給我們講英文文法,講詞匯的不同意義和其微妙的差別,這些都是考試的重點。老師在香港經商的哥哥,曾經送給過他一台在當時還很少見的英文打字機。他用這台打字機親手給我們打印了很多的「閱讀材料」,都是他嚴選的當時歐美以及香港的英文報紙,雜誌上的最新文章。在假期里他為我們開了英文補習課,發給學生並講授這些文章,都是一些介紹歐美人文乃至藝術文化的文章。但這些文章普遍都稍顯的難度過大,跟一般考試中的文章閱讀形式大相徑庭,可以說對應試毫無幫助。所以,學生越來越少,最後補習也無疾而終了。我一直忘不掉他左腋下夾著厚厚的沒有發出去的閱讀資料,右手提著錄音機走出教室下樓時的背影,顯得很疲憊,也很孤獨。跟別的老師不一樣,他沒有特別喜歡的學生。在他的周圍,我沒有看到過在其他老師身邊所常見的那種被學生團團圍在中心的景像,一次都沒有。因為為了應付考試,為了可以昇大學,他的那一套教學方式很不合時宜,他也不受學生及家長的歡迎。他太古板了。

由于我是中途插班來的學生,加上也不太突出,老師對我的印象可能不是太深。只是有一次,當我偶爾拿一本在舊書攤上找到的國外出版的英文雜誌,向他請教一段我看不懂的文章時。他顯的很高興,而且講解介紹的很詳細。這大概是拿國外的英文雜誌,而不是為了應試而拿各種各樣的英文練習題來向他請教的學生太少的緣故吧。那是一篇寫關于倫敦騎馬的皇家警察的文章,我至今印象深刻。據說老師總是隨身攜帶一把小梳子,來教室上課之前總會將頭發梳理整齊後再來教室。而且上課之前,他習慣于提前來到教室將課本放下後,就會到走廊面向操場靜靜的站立,好像在思索,也可能是他的投入工作之前的一種積蓄能量的方式吧。我曾經有一次,看到他在安靜的站立的時候,不知從何處飛來一個足球撞到了他頭上分享 浏览(689) 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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