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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适处“大破大立”拐点上

  　　辜汪会谈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辜汪会谈之所以能在新加坡举行，和两岸“两会”在九二年香港会谈上达致的“九二共识”有必然的关系。尽管所谓的“九二共识”只是一系列来往文件和文书累积的双方默契或模糊共识的归纳，但之所以能因此启动两岸两会的互动和交流，更多的是双方都有现实的需求。

　　而这次在博鳌论坛举行的“胡萧会”尽管从博弈论的纯理论分析来看，这并不是一次符合政治游戏规则的赛局，但由于适时适地产生了两岸政治僵局的“融冰效果”，打开了长达十六年两岸政治互动关系“死结”，使过往诸多的不可能，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可能空间。

　　博鳌论坛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扮演了如此吃重的角色，可能也是创办者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它是历史的偶然，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配合马英九顺利接权

　　2008年3月22日之后，台湾人民选择了马英九，在野八年的国民党重掌台湾执政权，可能促使和导致台湾局势高危期的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未能获得通过。这一结果，除了来自外部的美国因素和大陆因素的作用力之外，最主要的是台湾选民在涉及自身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作出了务实理性的选择，也意味着台海危机获得了缓解。人们期待内部政局稳定，结束政党恶斗虚耗，希望台海局势维持和平格局，密切两岸经贸互动的主观意愿，有付诸实践的可能。

　　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两会协商会谈，落实政治层面以外的两岸关系合作交流，不仅是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政策诉求，也是大陆对台决策当局近些年来的坚持。

　　这次的漂亮转身，已经被视为是两岸关系一次大破大立的典型范例。对于北京对台决策当局在面对两岸关系如此自信和充满弹性的调适，人们已经给以诸多正面的肯定和评价，人们预期2008年之后的两岸关系正在酝酿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

　　而萧万长主动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十六个字，最本质精神就是务实开放。据说，务实开放和胡锦涛最新的对台政策立场和主张是接近或者一致的。

　　台湾媒体报道指称，为了避免两岸关系节外生枝，北京对台部门严禁大陆台湾问题研究部门和个人，擅自对外发表对两岸关系及台湾内部政局的看法和评论。理由无他，据说是希望能更好的配合马英九顺利接掌政权，也避免陈水扁政府借题发挥，制造新的政治事端。

如果不是笔者也有类似的体验和感受，我们是断然不会认为上述传言的真实程度。我们发现，台湾选举之后至今，除了国台办发言人在难得一见的记者会上的寥寥数语之外，大陆方面的学者、专家几乎一片沉寂，连惯常的诠释和解读博鳌论坛“胡萧会”的历史意义的文章都付诸阙如。这样的沉寂，在两岸关系酝酿一个重大历史变革的拐点之前，显然有很多的吊诡。

是否为大破大立做好准备

　　在博鳌论坛举行的“胡萧会”上，胡锦涛诉诸于台湾社会各界，并获得广泛好评的立场和政策宣示，是否遭遇到来自内部的各种质疑和压力？北京对两岸关系即将面临大破大立的历史转折是否依然缺乏信心，或者缺乏内部共识？如果不是，那所谓对马英九是否能够顺利接掌政权的担心和牵挂，反映的就是缺乏对台湾政局走向最起码的信心，抑或是对陈水扁在下台之前伺机反扑的可能性依然保持高度警觉。如此迁就自己即将遭遇和正面迎受的政治博弈对手，在两岸关系历史上，尤其是国共互动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至少，这样的话语禁令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和强烈的。

　　同步的思考还包括：“胡萧会”上，台湾方面主动提出了“十六字箴言”，也主动提出了四个期待。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动态势，不是来自东道主，而来自台湾，在两岸关系互动史上似乎也是少见；

　　在“胡萧会”前，马英九主动重申“九二共识”的同时，更多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的不可分割性，甚至扬言，如果不包括“一中各表”，两岸就不必谈判了。这样主动出击的姿态，在以往的两岸关系互动中也是殊少遇见的。

　　“殊少遇见”的还包括，对于即将恢复的“两会”协商谈判，多半是台湾方面主动提出了诸多议题，其中包括7月起实现周末包机、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年底开放央行兑换人民币、开放陆资来台投资、年底实现两岸直航、海基与海协复谈，乃至涉及敏感政治定位的设立“办事处”等，还将每项协商议题都确定了具体时间表，这是两岸关系互动过程的一反常态。

　　一边厢是静默不语，顾全大局，一边厢是频频放话，不断展示积极进取的企图心；一边厢是释放利多，一边厢是谨慎低调。北京的审慎或有更多自身的政治考量，而国民党一反常态的政治过动，或有其急于兑现竞选支票，争取民众认同的现实考量。但我们也知道，期待值过高，一厢情愿的远景太多，勾勒的蓝图过于美好，在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历史进程中，往往难于获得预期的目的，反而会有背道而驰的结局。

　　台北的手舞足蹈，和北京的沉默不语，不由得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担心：在两岸关系酝酿“大破大立”的历史变化之前，北京和台北都准备好了吗？

　　且让我们在纪念辜汪会谈十五周年之际，细细思考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