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身的旅途劳顿，我走下了飞机。天空灰蒙蒙的，下着小雨。隔着玻璃窗感受不到风雨和凉意，只有晦暗的天色。然而，我的心情却并不晦暗，所以觉得天色其实也并不晦暗，毋宁说是平静而有力量。自从两年多前来早稻田大学攻读双学位项目，这是第四次来到成田机场了，以后应该会有更多次吧。没有了第一次来时的兴奋和不安，也少了第二次重回时的怀念，只是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追问在这里能得到启示，而我是被这些追问再次带到了这里的。为什么是日本呢？那些追问又是什么呢？

从成田机场到我住的地方——葛饰区的龟有——还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先搭乘特急列车至日暮里，然后转千代田线到达龟有站，一路上还是隔着玻璃窗，从车厢里开始能看到樱花树了，我才想起，四月的东京正是樱花满开的时节。到达龟有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一下车，冷风扑面而来。车站外，房地产中介公司的田中小姐正等着我，春寒料峭中走到了住地，然后是意料之中的忙乱，最终疲劳征服了我，呼呼大睡中重回东京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在东京还能算得上是旧地重游的话，那么龟有就完全是初来乍到了。出发之前，许多日本朋友告诉我，龟有是个下町（Shitamachi）。我倒是颇为期待，那里往往更有生活气息。葛饰是个古老的地名，据说在《万叶集》里就出现过。中世时，归属于下总国，称为葛饰郡。动荡的年代中，葛饰曾是北条家所领，在住所东南面大约两三公里的地方，还有葛饰城的遗迹。进入江户时代，一国一城的幕府制度之下，葛饰城不复存在，但是成为了连接江户幕领和“御三家”之一所领的水户藩之间的要冲。具体而言，我所住的地方——青户八町目——就在水户街道的一侧，一个安静的街区中。从JR龟有站走到青户八町目需要十五分钟，是龟有和青户的交界处。龟有和青户在明治时期都还只是农村，即龟有村和青户村，一度在市町村改革中合并为龟青村，那时这里还不属于大都市东京。大正时代，日本进入了第二次产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这里也开始了工业开发。进入1932年，随着新设立的葛饰区一起，成为东京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说说更接近现在的龟有吧。刚才说到，很多日本朋友听我说起龟有，马上就告诉我这是一个下町。所谓下町，原来是指在日本的战国时代，随着战国大名体制的确立、社会分工的强化，在城堡或者寺庙周围的平地上自然形成的商人、工匠等聚集的商业区和市民居住区。这样的社区的性格是地方的、人情的和中世纪的，和现代大工业以及大企业发展后形成的商业区风味迥异。比如今天去上野的“アメ横”逛逛，你还能深深地体会到与新宿、涩谷等的不同。龟有为什么会成为下町呢？这和城堡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日本的现代化有关。明治初年的政治家们深知现代技术、尤其是交通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在殖产兴业的浪潮中，铁路建设是重头戏之一。龟有站在1897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设立，工业开发、人口流动和增长再加上现代的象征——铁路的连接，东国小村庄龟有被卷入了日本现代化的浪潮之中，龟有的下町就是这么出现的——国家规模、政府推动的现代化和社区活力与传统之间的融合，一个时代的缩影。

可是我那些朋友们没有来过今天的龟有，至少在2008年的龟有，乍一看只有残留在一两间菜市场、邮局和点心店上的一点下町遗风了。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地方经济陷入了苦境，于是出现了地方振兴的各种计划。东京23区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里的地方振兴往往演变成为了都市的进一步扩大，而扩大的中心，再次是围绕着铁路。从龟有站下车，车站北边是瑞穗银行（Mizuho），南边是三菱东京UFJ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在南口还有两个几乎是挨着的大商场，连锁的快餐店、拉面店和西洋点心店等等也纷纷进驻规模更小一些的商住楼——哪里是下町，分明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商业区嘛。

可是，先别急着下判断。稍稍离开车站，走进来日本的游客和各种过客很少进去的街区看看，比如青户八町目。于是通过人和人日常交往的方式，社区的传统会慢慢展现出来——那里有着失去的下町里的风味。我住在一个出租用的单栋四层楼房中，房客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等等。房东夫妇年岁已大，人很和善，尤其是老太太，对于我这个新房客，经常告诉我如何办这个手续、办那个手续，如何采购这个、置办那个。比如说，我要买辆自行车，她会说，我帮你打电话到某个大叔的店里去；我要问她到某个地方怎么走，她会说先会经过一家“煎饼”（就是我们说的“仙贝”）店，然后左拐直走，到了那个算盘学校，然后……一如既往地都是安静的小路、标志物也一如既往地都是地方的个体商铺。她还会说，这儿有个牛奶铺，那里有个“馒头”（一种日本夹心点心）店，店主人不错，东西也挺不错的，可以试试。社区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或者交易，是基于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

“现代”往往是人情很淡的，规模巨大、组织涵盖的人和地域广阔，现代的商业也需要互相信任，可是这种信用不是特殊的，而是依靠国家的法律和针对所有人与地域的普遍规则。这是现代产业和商业、或者往更大了说，现代化的需要。这种普遍性随着现在的信息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是一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契机和要求。一个现代国家，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安全，不能缺少了这种现代性。但是，这种普遍的信用却不是没有缺陷的，首先是强度不足，比如说在动荡的年代，地方化会在现代的缝隙中钻出来；其次是深度不够，法律和普遍规则，因为其大，所以有涵盖不到的社会生活的方面，而这里就需要地方社区中特殊人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互信了。说得不那么理性一点，现代化带来了眩目的发展，但是也可能带走一些人的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丽——尽管这种美丽有时看起来不那么便利。现代和传统的平衡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极其重要。

在日本，虽然两者的结合不是没有摩擦和冲突，也虽然近年来对于社会失范和地方凋敝的反思越来越多，但是却相对来说比较完美和平衡，就像在青户和龟有。就连NTT这样的现代大公司，在处理这里的业务时也会接受传统的规范：我在申请安装网络的时候，老太太在我给NTT的申请书上写上了“佐藤先生收，某某（老太太的名字）拜”，老太太说，这是负责这里的业务员，我们熟。隔了几天还没有回音，老太太问起来，然后说，我给佐藤先生打个电话说一声，说这里急着用。其间一次也没有提到NTT，就仿佛这位佐藤先生不是属于一个覆盖了日本全国的大公司的普通职员，而是和自行车店的大叔一样！

絮絮叨叨了这么多，这就是我期望在日本得到启示的第一个、或者说第一个系列的追问：当现代化、产业发展和国家GDP的增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国家都必须去追求的目标的时候，这些进程对于社会会有怎样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影响？如何在推进这些进程的同时，把它们带给社会的震荡减到最低？如何能够“现代地保守”、保守一些对于民族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以及作为社会性的个人所必须的规范和美丽？对于这样的多重要求，国家应该如何与地方社群、以及市场进行互动，来创造制度和规范的融合与接轨？

其实，这些问题既是世界的，因为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在整个现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重新反思这些问题，对于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极其重要。当然，这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对于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和国家，思考它们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当我们在发展的课题之后，重重地添上了和谐社会的课题的时候。

这些追问不仅是关于世界各个民族共同体的，也是关于每一个生活着的个人的，因为它们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关于我们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

这是我第一个系列的追问，我感到通过接触和研究日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真心地希望，当我们把眼睛投向欧美的同时，也能分一些关注给我们的这个邻国，毕竟，当我们进入现代的时候，有着相似的外部境遇，也有着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应该看看，在所谓浩浩汤汤的全球化的压力之下，这种日本型社会又会有怎样的变迁。

来到日本，我还带着第二个系列的追问，和第一个系列并非不相关，其实有极深刻的潜在联系。那些追问与中日关系有关，却又不止是中日关系。中国百多年来无数的先辈们都不断地思考过这些问题。我想，就下一次再谈吧。

(预定刊载于《中日传播》2008年5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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