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的怯懦和媒体的无能

长平的怯懦

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事例自然不在少数，长期发展下来，已逐渐形成一种中国特色。

所以，春秋以后的大多数中国的文人写文章都基本秉承了春秋法和太极法，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倚，不红不黑。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来麻痹大众的神经，同时赚取数目不菲的书稿费。

近代中国，除梁启超、鲁迅、柏杨等少数属于敢言敢为之人，其他文人都基本沿袭了古人的文风，言不伤其大体，论不触其实质，绕个大弯子之后欠身打个躬、作个揖之后，平分秋色，互不伤害，看似一团和气，实际暗含阴霾，这样的传统下造就的文人自然也就缺乏了血性和骨气，他们多半只是能言而不敢言。

长平的能言和善言造就了他，但他的不敢言也差点毁了他，由于 《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的 观点和立场与大众的不一致，他 本人被 《北京晚报》的文峰痛批，还被 扣以了“汉奸”、“卖国贼”、“洋奴”的罪恶帽子，他所在的单位更是被指为“反华媒体”，对于此，他感到无奈和委屈的同时，更是感受到了自己的怯懦和无能。

我们的媒介都要受制于某种权势，但那是当对他的统治力和威信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缺乏探索的精神，创新的口号喊的叮当响，但是真正躬身做事情的人实在太少了，长平的表现本是值得喝彩和赞颂的，但他过早、过急的缴械行为，让我们只是初步欣赏到了他刚劲犀利的文笔，却无缘真正领略他横眉冷对的文胆。

这无疑是个遗憾，他本来是具备了鲁迅那样一枝笔的，但他却又欠缺了先生那种舍身取义的胆略，在利益和权势的威逼下，他妥协了，至少是在气势上把自己打倒了。瞬间变得无比安静和乖巧，他的偃旗息鼓不但代表个人的怯懦，更是折射出了整个新闻媒体的无能。

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写手和作家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余秋雨的才气自然为人称道，但也就仅此而已，除了他那绵软无力的文字本身，我们的确很难以了解他还拥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

而长平的怯懦，正好反映出了众文人的真实面目，这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胆小，更是直接反照出了整个中国评论界的至始至终所表现出来的“假、大、空”。往昔太平盛世，任由他们这些人一枝好笔驰骋江湖，八面威风。但一旦遇到关键性的战斗时，他们都只会习惯性的龟缩防守和节节败退，最后寸土不留，落个自我清净。

这就是当代中国评论界的现状，我们不必指望它在短时间内能够好起来，以前本还指望那些写杂文的大家们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本着道义和良心的原则说几句公道话，可他们总是在观望中等待，在等待中消失，在消失中失望。长时间积累的坏毛病让大家只敢关起门来小心商议，而不敢大张旗鼓的讨论。

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和状况，不是我们不够开化的原因，而正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开化了的结果，我们人人熟谙“明哲保身”之伟大处世哲学，没有人愿意去为一种新的制度的创立和革新去做出贡献和牺牲，即便偶尔有人憋不住出来讲了几句公道话，但见四周响应的人并不多，立即又收了回来，权作口误。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去谋得自由和民主，我们又如何去争取进步和发展。

长平在面对社会舆论的狂轰乱炸时感到了不适应和不光彩，他不愿意也不甘心被架以“卖国求荣”的“洋奴”身份，他想要证明点什么，但又显得无力，他那篇《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成了他最后的解释。

有人说，长平不应该做任何解释，我说那是就他个人而言；有人说，长平应该战斗到底，我说那是为了维护媒体的尊严。可是，长平却做了那么一个简短而不彻底的解释，这个时候他为了什么呢？既没有很好的保护自己免受责骂，也没有让工作单位脱离干系，他的行为只能说明，他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舆论旋涡，真的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大潮来临的时候，他的过度自信和无所谓态度让他过早的陷入了被动，最后连文人的风骨也一起给消磨掉了。

长平其实是可以选择战斗下去的，因为我始终相信天底下具有良知和道义的人实际上并不只他一个人，还有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自由独立思考者愿意和他一起战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持一个新闻人的基本底线，把自己所看到的真相和所感受到的问题准确及时的呈现给观众和读者。

在这样一个貌似和平时代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有些怪异和离奇，毕竟长平作为一个媒体评论员，他完全拥有自己的写作自由和发言权利，至于文章观点是否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大家是可以进行合理讨论的，而过激的人生攻击行为只能让人感到失望和遗憾。

一个大国的成长不可能总是在掌声中前进，同样一个大器的媒体和媒体代言人也不可能总是在鲜花中自我满足，他们应该有多重的角色，政府的、民众的、媒体自身的；他们的报道方式和角度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富于变化性质的，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中，取得进步和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谋得更长远的利益。

媒体的无能

在这次“藏独”的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国内媒体的整体表现的确不值得称道，甚至是令人失望的。集体习惯性的失声与被动局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而这一次更加厉害的是我们的媒体在面对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时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态度。

我们的媒体缺乏自由独立的思考精神，虽然他们总是叫喊着要创新、要改革，但是那仅仅依靠肉嗓子吼出来的声音又总是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一切豪言壮语都在稍后的转载和等待中丧失了自我和主动。

媒体的民主和自由从来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即便是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媒体的报道和出版虽然需要国家的严格审核，但那也只是对于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新闻，相反对于那些宣传正面、介绍典型的新闻则并非如此，可是我们的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也完全失去了控制，在对西藏民情和建设的宣传上，我们做得很不够。

至少，这些年来，国家和政府对西藏的大规模的建设和投入并没有为被外界所广泛了解，那些用建设者们汗水和鲜血所铺设的铁路、公路、石油管道、医院、学校、基础性设施等没有一个自然、完整的新闻形象呈现在国际媒体的眼前，这无疑是媒体的失职。

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一则是西方媒体受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左右，对中国形成的自然偏见和抵触情绪所导致，二来还是因为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国际争论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方针策略，不能更好、更合理的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所造成的。

在面对藏独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舆论攻击和人权威胁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明显缺乏经验和应对策略，我们不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反击和回应，我们所看到的信息永远知识千篇一律的转载和复制，基本上很难看到独家的言论和声音。

舆论就像水渠里的水一样，需要有通畅的渠道来疏通和引领，如果过度的堵塞和堆积就会造成洪水泛滥的局面，所以，合理的疏导是维持稳定和安全的最佳方法和措施。我们应当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最为敏感的新疆和西藏两个地方的民情和风貌进行大规模的采访和报道，让世界更有效、更直接的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和西藏，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相信CNN、BBC等反华媒体的片面之词。同时，在应对西方媒体以人权作为抵制2008年奥运会的恶劣行经，我们也并非无力可施，我们的媒体也完全可以去讲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和印第安人问题以及法国人的非洲移民和巴黎骚乱等问题。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的媒体上都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用事实说话，用价值回应价值的机会。这不但让媒体自身错失了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最佳机会，更是继续让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地位长时期的处于落后局面。

从“3 . 14”拉萨事件发生到今天，我们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达赖喇嘛勾结西方反动势力要试图分裂西藏的事实，但是这个真相又从哪里来？我们既然否认和怀疑境外媒体对我们的不实报道和虚假宣传，那我们自己的媒体又给出了我们怎样一个真实的西藏呢？那里的黎明是否已经静悄悄，那里的老百姓是否依然处于恐慌之中，那里天空的颜色是否真如达赖所言要有所改变。这些，我们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不够准确，而这些却恰恰又是最容易引起争端和质疑的关键点，所以，要想拒绝别人对我们的信口雌黄、满嘴胡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真相和事实来进行彻底的还击。

是时候了，是我们的媒体开始要向世界介绍当代中国，介绍北京奥运，介绍西藏建设的时候了，我们自以为的开放，那可能只是停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对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舆论宣传，我们做的真的还不够多，也不够好。不要总是等待着新一轮的问题出现才去寻找答案，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思维的警惕和神经的集中，在日后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当然，要想真正做到这些，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虽然我们在意识上并不比国外媒体落后，但在技术和人才的储备方面，甚至从业人员的专业和职业性能上，我们都还是有巨大差距的，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力度和范围，积极构建一个完善的“国际媒体危机应对和处理系统”。认真培养和挖掘这类性质的专门性人才，扩大学科间的相互交流，展开国际间的对话和沟通，邀请更多专业人士传授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对以往发生的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和整理，以逐渐形成卓有成效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模式，这样才能对正在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