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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小议之鄢烈山专栏
南街村，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想进一步追问，南街村神话和梦想的破产，是谁的教训？我以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体中国人的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这类样板、真心传播这类典型的媒体，以及仍然相信这类奇迹的人们的深刻教训。
1994年3月《中国青年报》以长篇通讯《昨日的梦，今天的梦……》，对南街村作了正面报道。我读后颇不以为然，写了篇《痴人说梦》的评论发表在同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随后《中流》杂志组织了一个有什么“清华大学写作组”参加的班子撰文批判我。今日“真相”披露，是不是就表明我“赢了”？我若这样想，就未免太浅薄了。
道理很简单，假如王宏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一样，不光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而且有经济头脑、经营才能，“红色”只是一种政治包装和营销策略，南街村就不会陷于经营困境，那一套宣传就不会穿帮。华西村的领导体制不也是由“班长”说了算，不也搞了土地收回集体经营，不也是搞集体盖房、购汽车等类似的福利管理，不也是搞了企业改制吗？难道华西的“传统文化”包装(二十四孝图、桃园三结义等)，就肯定比“红色文化”包装高明多少吗？同样用毛主席的旗帜和“毛泽东思想”做号召，史玉柱等人不也一样大赚其钱、跌倒了又爬起来吗？我相信，假如南街实质性的经营策略不出问题，那么，南街的“文革”个人崇拜仪式表演、微缩“革命圣地”景观，还真有可能成为创收的“旅游资源”，像数地争相建立的梁祝园、炎帝陵，真假并不重要，只要有人“好这一口”。革命的苦行者切·格瓦拉的图腾既然可以为当代时尚青年所用，毛主席的旗帜当然也可能被人赋予另外的意义和用途。
有人用华南虎照来比拟南街村这个典型，从官民出于各自的需求上下合作造假这个角度来说，是贴切的。没有上边一些人为树典型捞政治资本，批给南街村数以亿计的银行贷款以及给予许多政策性倾斜，南街村的产能产值不可能膨胀得那么快那么大。但是，我更愿意用王宏斌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开发的“永动机”来打比方。南街村就是一个“永动机”的实验模型。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这个经验的要害是“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走集体主义道路”是虚的，办了26家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当然不是个体经营、小作坊；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是南街的“特色”。可是，从“大跃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文革”时代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不是一直迷信“精神原子弹”的力量，一直在改造人心、“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吗？
南街村的上述经验并未超过周总理总结、毛主席认可的大寨经验。既然毛主席在世时倾全国之力扶持的“大寨红旗”真相毕露后不能打下去，我们凭什么相信没有了毛泽东本人的时代，那一套反倒能在南街村在全中国大放异彩呢？既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农村没有一个村子包括南街村在内，靠学《毛选》、唱《东方红》富裕起来，根据人们分析实验结果的基本常识和起码逻辑，那凭什么要将南街发展的条件归因于早已试过而不灵的老一套，而不是归因于新添加的市场因素呢？
还有，那一套排斥市场经济、否定“经济人”的属性，试图建设没有私欲的“新人”“新社会”的乌托邦实验，在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范围都失败了，一两个不承认失败的国家经济停滞、连年闹饥馑，凭什么可以相信南街村就有回天之力呢？
王宏斌他是真相信可以造出物理上的“永动机”。倘若他用自己的钱造别人无权干涉。他不仅用公款造，还要世人都相信他在干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功德，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恼。更没脑更可恼的是，为他喝彩硬要我们也相信他的人。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是全中国所有相信精神“永动机”(“精神原子弹”)神话的人们的又一个教训。
最后，对那些真诚怀念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句似乎题外的话：渴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错，但过去的时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与回到从前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
(作者系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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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是一只历史的“周老虎”
长平
“周老虎”是陕西虎照门产生的一个新词，它比“纸老虎”要厉害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当事人仍然大言不惭，死不认账。当年毛泽东发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纸老虎”。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揭示了南街村真相，就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
因为宣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坚持集体主义道路，过共产主义生活，从而创造了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南街村名噪一时。然而，记者的调查发现，南街村主任王金忠病逝后，遗物中出现两千万现金和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的名义要求分割遗产；南街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外来劳动力，早已资不抵债；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房产证、股权、银行贷款、外来劳动力，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一边宣称干部群众都拿一样的超低工资，一边拥有巨额现金，还有“二奶”和私生子，肯定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面对这些明显的谎言，南街村的领导仍然矢口否认，依然唱着高调，并以此作为自己操弄权术、愚弄天下的遮羞布。
更可怕的是，跟历史上诸多专制弄权者一样，他们通过愚民教育，挟持村民一起说谎。发现领导有巨额现金和“二奶”、私生子之后，村民们并不因为受骗而生气，仍然称誉他“劳苦功高、鞠躬尽瘁”，还主动为他辩护说：“上边的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这也许会让已经具有反腐和维权意识的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村民们没有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他们住上了条件较好的楼房，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看起来是高福利，其实是村集体领导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从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和思想限制，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为他们所有，如果你要主张权利，那就随时可能失去。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如果是六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要求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真正的福利社会中，领导人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福利待遇，因为那是全社会人的税金；公民更不会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惩罚，遑论丧失生存权利。再说，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单独制定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权力，它必须在中国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行事。
事实上，南街村就是裹胁基层行政权力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想要利用意识形态来搞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注重集体精神的企业，它们可以上下平等，打造温暖大家庭，但是不可以公然违背普世人权和国家法律。
南街村的村民跟村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股东还是雇员？如果是股东，那么他们就有分红权；是雇员，那么他们就有工资。就算他们自愿拿低工资换取公司福利，那也不能以交出公民权利为代价。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南街村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而已。
连陕西一个农民制作的拙劣假照都无法追究下去，南街村就更是一只人人都知道有假、但个个都不敢鉴定的“周老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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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03 10:03:1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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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之张鸣专栏
近日看新闻，据凤凰卫视讲，南街村到处发售的航天二号大豆品种，其实根本子虚乌有，他们高价卖给各地农民的，只是一些普通的大豆。如果说，前些天，新闻爆出号称共产主义村的南街村已经悄然改制，变成私有企业，而且某个南街村一直宣称每月只拿250元工资的领导人，在死后居然发现有上千万的遗产，还有若干二奶抱着孩子要求继承的消息，只是说明这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共产主义村，华丽的意识形态外套已经自己脱掉了，而出卖假冒大豆品种，似乎表示他们的内裤也要脱了。
相对于南街村领导层一班人宣扬的共产主义道德，不骗人，不坑人，尤其是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自家的农民兄弟，只能算是最低层次的道德底线，连这个底线都没有守住，南街村大概只好裸奔了。
大约六年前，一个学界的朋友把他潜心研究再集体化的著作送我，希望我写个书评。这本著作里，南街村是一个最大的麻雀。看了以后，我说，这个南街村，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招牌，一种借以吸引人们眼球，尤其是吸引那些对旧日风光恋恋不舍的人们的眼球的红色气球，而具体到这个村子里面，鼓吹什么思想，崇拜什么人，实际上只是为了崇拜这个村的领头人，他们的班长王宏斌。借用他们所崇拜的人的一句话，无非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没办法，在21世纪的南街村，被高高举起的伟大领袖，又一次当了人家的锺馗。
其实，南街村的把戏并不高明，无论他们的班长如何力图遮蔽真相，只要他们想招人眼球，真相就遮不住，早就有人不止一次地揭露出南街村的外方内圆、一村两制的假共产主义面目，也有人指出南街村靠大量贷款支撑、恶性借贷的不正常现状。但是，只要这个红色气球还没有破，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神话，就一直会维持下去，道理很简单，在几个所谓再集体化的村庄典型中，南街村是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一个，深得国内某些人的喜爱，或者说寄托了某些人怀旧的理想。
在这个世界上，共产主义村并不罕见，过去有，现在也有，美国、欧洲，以色列都有。一些人厌倦了市场的险恶，城市的喧嚣，自愿过一种自助自产，没有私有财产的集体生活，无论这些人出于什么动机，在物欲肆虐的今天，他们的选择无疑是值得钦佩的。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所有参加者的选择都是自愿的，没有人施加影响，更没有人采用强制手段把这个选择强加于人。
当然，我不想就此苛责南街村，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街村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们的班长给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尤其是比起外来民工的优越生活，农民乐于放弃自己的选择，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的选择，实际上得到了某种势力或者说某些期待奇迹的愿望的强大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南街村显然支撑不了多久。而来自这些莫明其妙力量的支撑，落到实处，无非是改革开放前各地树立典型的模式，用高投入和政治压力支撑一个典型，一个样板。这样的样板，每个省甚至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或者两个。生活在样板里的人们，最主要的功能，就跟在南街村一样，就是演戏给参观者看。
毕竟，时代走到了21世纪，越来越深化的市场化改革，使得那些热衷于制造神话的人，越来越难以像过去那样，支撑一个越来越费钱的样板。终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南街村偷偷私有化，剥掉了自家的红色外套，再加上裤子。可是，走到这一步，危机却依然难以度过，正常的市场运作能力已经在过去的优裕日子里被消耗掉，唯一的路就只能是蒙和骗了。应该说，毕竟是样板，一出手，相当不凡，居然打着航天载人飞船神五神六的招牌，如果不是网络时代，如果不是有些媒体盯着，骗局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拆穿。不过，只要走到这一步，无论把戏拆穿与否，南街村的红色就已经褪干净了。说实在，这是早晚的事，从南街村这个奇迹问世那天，就已经命里注定会有这么一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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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2 09:58:13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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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之景凯旋专栏
河南南街村作为一个“红色亿元村”，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和“政治挂帅”，成为某些人心目中寄托“共产主义”理想的圣地。但最近传出消息，南街村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局面，三年前南街村其实就已悄然改制，村领导占有最大的股份，村民们却尚不知晓。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是从废除农村集体化起步的，集体主义经济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指令经济或权力经济，正如哈耶克所说，这种经济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需要一个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二是为了达成这种目标需要给决策者以巨大的权力愿望。由于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行统一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它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求和无穷无尽的消费者不同需求，几十年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低效率。
集体经济必然导致个人生活的集体化，南街村由此建立起集中管理一切个人活动的制度。村民住在统一分配的住宅楼，村民的日常生活，诸如面粉、肉类、医疗待遇、婚丧嫁娶、孩子入托、读大学等等，所有费用都是由南街集团支付。“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标志就是要消灭任何私人存款，用王宏斌的话说：“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相应地，在精神上则必然要控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个人自由。因此，南街村除了每天要学习“毛选”，唱“文革”歌，灌输破私立公思想外，还要有相应的物质惩罚措施，如犯错误的人都要被责令搬出楼房，取消福利。实现社会平均分配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不能说这种梦想不好，但经历过集体主义经济时代的我们应当明白，市场经济固然是没有实质平等可言的，然而以为存在一种社会，它可以使个人的报酬符合所谓的“实质公正”，这同样是一种制造“永动机”的想法。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要坚持自由就必须承受经济不平等的可能后果。不过，对于那些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的人们，如果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不应忘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的那句名言。事实上，当南街村三当家王金忠去世后，就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二千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二奶”，抱着孩子提出财产要求。
从南街村的模式看，它既是实行高度指令性及低工资、高福利，同时又参与外部的市场活动，雇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可以说是一种竞争性的集体经济。如果说南街村曾经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功，那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政治与市场的支持，正如报道所指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是靠政府支持下高达12亿的银行贷款，二是靠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廉价劳工。就此而言，这种“共产主义”是要打折扣的，其模式也不可能推广开去(比如，村村都能获得巨额贷款，村村的劳动力都留在家乡当管理员，哪里还会有南街村)。因此，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政治样板，其结果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南街村在二十年里，几乎复制了全中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最初试图建立一个“永动机”驱动的乌托邦公有社会，然后是浪费、破产、改制，最后是化公为私。要说失望，最大的失望应当还是那些对集体主义、绝对平等抱有幻想的人们。
只要南街村村民自愿组成一个共同经济体，靠自己的劳动智慧发展集体经济，并实行按需分配，我个人是乐观其成的，这也是我过去只感到好奇的原因。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南街村的经济增长，只是出于某些人为了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完全靠行政命令下的银行贷款，就像当年的大寨，靠的是老百姓的钱堆出来，并用来骗老百姓，那么这种虚假的经济模式造成的经济损失，欠债十多亿，以致资不抵债，会不会又是由存户和纳税人来买单？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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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11 10:01:47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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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之雷颐专栏
被宣传为当代“共产主义”样板的南街村悄然改制已不是新闻，它的改制是否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合理自然引起人们关注。不过，现在改制的企业多的是，为何小小南街村却引起这样强烈的关注与反响？盖因其“共产主义”的样板也。所以，一直否定、反对这种“共产主义”模式者因此而欢欣，而赞同、支持这种“共产主义”模式者则因此而愤懑。二者立场、观点虽截然相反，却都认为它是“共产主义”。因此，比现在“改制”更应引人深思的是，一开始就明显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南街村，为什么会被宣传为“共产主义小社区”样板。
近代以来，“共产主义小社区”不乏实验。近两百年前，傅立叶在美国建了“法朗吉”，欧文在美国搞了“新和谐村”，而当代，还有以色列的“吉布兹”。这些实验虽有所不同，但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雇佣劳动，没有剥削，“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分内外。但反观南街村，早在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就雇佣外来劳工，到1990年外工就开始超过本村工人，尔后外来劳工越来越多。现在，体力劳动者中南街村外来工已占了绝大多数。与“共产主义”更有本质区别的是，这些外来工工资比本村村民也低得多，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外工住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外来工亦无权享受本村村民及其子女的免费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如果算上这些，外来工的收入还要低得多。可以说，南街村是靠雇佣(或曰“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致富的，完全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小区”。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庄园经济”，南街村村民是庄园主阶级，而外地村民都是打工仔。
为避免误解，我想强调，南街村的这种做法当然完全合法，而南街村领导人以“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做法来强化自己的领导也实属精明。他们奉行市场经济的雇佣劳动、等价交换的实际经济活动，却又以一套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招牌”(无贬意)，恰恰可以在国家实际经济发展路线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左右逢源。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发展智慧。
南街村之富明明是拜市场经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雇佣的改革开放之赐，面对种种来访者，南街村领导人也并不隐瞒此点，但却被树立成“共产主义小区”典型，颇堪琢磨。
南街村是1989年秋被“发现”的。在当时气势汹汹的对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声中，在有种力量提出农村要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烈要求下，它的符号系统被赋予了实质性意义。南街村“低价”雇佣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做法，恰恰是为那些将其树为“典型”者所反对的，因为按照他们所坚持的理论，这就是典型的剥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然而，“树典型”已成几十年来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典型”不够可以拔高，为了需要，甚至可以编造。南街村“典型”的制造者们强化自己需要的“仪式”部分，突出“庄园主阶级”的集体富裕，掩饰大量外来雇佣劳动者“受剥削”事实。这种“树典型”方法，短期可能有用有效，长期则对民族的“政治文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果说政治力量如此“树典型”尚不足为奇的话，在南街村“神话”的制造中，一些学者也“功不可没”。这些学者无视外来工受“剥削”的事实，以一套“学理”来论证其“共产主义”。他们或是出于自己理念的先入之见，想以一个“实例”论证自己的学理，或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有意无意无视基本事实。学者应以“求真”为鹄的，却也参与这种“典型塑造”，委实令人遗憾。
南街村领导人巧妙利用政治气候变化而成“典型”，自然为村庄和自己都带来巨大利益，只要合法，不必非议。然而，在南街村“神话”制造过程中的政治、权力与一些学者提供的“知识”间的共谋互动，却值得重视与反思。
(作者系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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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3 09:48: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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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专栏
读了《南街真相》，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南街村的领导层高举意识形态旗帜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挣脱一切制度的约束，好让自己可以为所欲为。1990年以后，南街村获得了一系列贷款，这些贷款都是在违背贷款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像肉包子打狗一样投向南街村。
南街村事件的性质正是从这个时期得到支撑并变质的。本来，无论是作为一个企业集团，还是一个村自治组织，自己愿意“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秉持什么意识形态”，并不是银行需要关注和支持的项目。银行需要关注和坚持的，仅仅是“到期还款，否则惩罚”的制度。因为银行发放贷款的钱来自居民的储蓄，假如银行这样告诉储户：你存放在我这里的辛苦钱，因为被我的信贷员拿去支持某个企业“高举旗帜”而亏损了，所以你的存款就没了。储户不会接受这种解释，储户肯定要求银行还钱，否则将银行告上法庭。
银行为了南街村的一个“永动机”项目就损失了2000万元。其实，只要学了初中物理就会明白，它与能量守衡定律相悖。可是南街村的最高领导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许不理解如此简单的科学常识。如果说这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不能原谅的是银行的信贷制度被当成了儿戏。信贷员终身责任制度是一项基本的金融制度，但它对“高举政治旗帜”的南街村失效。
总资产－总负债=所有者权益。所谓的“亿元村”指的只是总资产达到了亿元。而真正值得庆贺的是净资产上亿元。即总资产减去总负债的余额。但是显然，所有的媒体对它进行宣传的时候，都偷换了概念。偷换概念的结果导致蛀虫们的狂欢，从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同时拒绝了信贷制度、破产制度和法律制度对他们的约束。
于是，南街村就像一个癌变——它开始也许就是一个癌细胞，但是没有受到约束，反而获得催生，于是发展成为一个癌变组织，和正常组织增生所不同的，是这种增生完全不受机体的调控，所产生的新生组织也不具有正常组织的功能，它最主要活动就是不停消耗机体的资源，挤占空间并越来越快速地分裂增殖。
历史地看，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排斥任何“主义”的试验。空想社会主义者最早开始的试验就是在美国进行的。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带着四个儿子和1000多信徒，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4年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欧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仍然值得尊敬，因为他并未给社会造成任何损失，他既没有披着“主义”的虎皮去要求国会拨款，也没有获得产权清晰的银行一分钱贷款，他只是拿他自己的积蓄进行自己的思想检验。
反观南街村，能够“撑”到现在的唯一源泉，是拒绝制度约束而不枯竭的银行贷款，而不是这些领导层自己的积蓄。相反，这些领导层所标榜的“月薪250元”才是一个真正的谎言。他们2004年11月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将股份瓜分完毕。瓜分的时候悄然放弃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信条，不是给他们服务的对象——村民——派分股份，而是管理层自己给自己派分股份。分钱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傻。
但我敢肯定，他们的美梦在“改制”以后，就变成了恶梦。我们知道：改制的意义就是从非市场经济制度改回为市场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制度开始约束所有的“机会主义者”的行为。我们知道：总资产－总负债=所有者权益。他们瓜分的股份是所有者权益，作为所有者不但要在资产增值的时候享受“分红”的权益，还要在亏损的时候，按所持有的股份分摊债务。由于南街村已经资不抵债，所以他们2003年悄悄分到手的，就只剩下了银行债务。而这一切，跟南街村的村民完全无关，那些村民在“高举旗帜”的时候没有任何权益，在“改制”以后没有任何债务，这很公平。
□邹啸鸣 铅笔经济学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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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04 09:56:4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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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之邵建专栏
南街村的真相披露之后，几十年来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声誉无疑降到了历史的低点。就我本人而言，20世纪90年代对南街村的神话就没相信过，但现在，我倒有点惋惜，中国农业的道路，为什么不可以容纳集体主义的方式？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本位，社会主义的本质便是集体本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社会主义往往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反动，在于后者通过权力强制性地把个人纳入集体。如果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取消权力因素，而是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那么，这种集体化道路当然有它存在的权利，哪怕是试验。遗憾的是，南街村的集体化不仅靠国家权力支持，它本身也带有权力强制的色彩。
这里有两种集体主义，一种是由权利选择的，一种是由权力指定的。前者属于自由经济即市场经济的范畴，后者则是所谓的计划经济亦即权力经济。这两种集体化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如果回溯一下1949年以来的农村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在土改之后，农民短暂地拥有了土地，当时的政策把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称之为“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又是“资本主义的温床”。于是，自1951年底，国家便提出在全国各地试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建议。这是土改之后权力运作农业经济之始。其实，小生产者型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每一个小生产者都是生产的主体，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如果他们感到势单力薄，也可以自愿把土地并在一起，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这是一种自由选择。事实上，后来被称为“五亿农民方向”的河北冀中三户农民合作社，就是这个性质。至少它开始是进出自由的，本来六户，还有三户中农选择了退出。
遗憾的是，情况在起变化。选择合作或退出，本来都是一种权利。但一旦这三户农民的方向被权力定义为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并且这个方向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本质”，集体化道路就发生了从权利选择到被权力选择的变化。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一步步发展都是权力意志的产物，五亿农民不再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因为集体化被权力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方向”。殊不知，“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方向”这种表述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内含着一种权力意志，或者说这种意志需要借助历史的名义使自己成为一种权力。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和方向，因为历史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本身就是多元的。三户农民无以代表五亿农民的方向，反之亦然。我选择单干，你选择股份，如果选择是多元的，方向也是多元的，彼此之间互相宽容又并不强制。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方式上只准许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不如说是权力意志的方向以历史的名义剥夺了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不反对集体化，但我关注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往的集体化所以走不下去，正因为它是权力主宰。假如南街村的村民们自觉自愿走集体化道路，我甚至很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典型，哪怕是试验。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不是自己花钱到美国买了一块地进行集体主义的试验吗，他还把他的那个公社命名为“新和谐”。欧文的选择是一种权利的选择；但如果权力强制权利，则注定不会和谐。因此，今天新农村的发展方向，关键在于如何让权力进一步退出，特别是在土地产权控制上的退出。当农民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南街也好，小岗也罢，或者其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自由选择。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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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南街村慢慢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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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04月05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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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认为之连岳专栏
南街村一直以来都是媒体明星,在我印象中,它不止一次上过新闻联播——只要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要出现在这个客观公正真实的、收视群全球最庞大的新闻节目,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至于各路重要人物,更是一次次视察。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它像鲁滨逊的孤岛,那么具有传奇色彩。
早些年的资讯远没有现在发达,估量一件事情的真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再说了,有《新闻联播》背书,作为一个善良的观众,在心里放弃怀疑也属正常。现在想起来,我还是相当佩服当时的自己,在没有任何相反资讯的平衡当中,我就判断出南街村呈现出来的,只是假象——我后来不幸走上时评写作这条不归路,想来也是天意。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一个村庄,靠“文革”那套意识形态,其他人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它什么都没摸,靠原来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一步跳到了河对岸,竟然解决了一切难题；这只能说明极左思维是最大的生产力；可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宣布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宣誓告别极左路线,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两个判断不能同时为真。我自然认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出错的可能大得多。他的做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试验了十年,只酿成了悲剧,没理由相信它在微观上反而能成功。
请原谅我的自吹自擂,其实上面说的,也不过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接下来这个问题更大,为什么南街村这个秃头上的跳蚤,那么多人愿意放弃正常思维,相信它是龙种?从现在披露的事实来看,这只跳蚤,它还带有病毒:干部欺骗村民,侵占集体财产、包二奶、在清廉的表象下拥有上千万来源不明的财产、甚至售卖假种子坑害农民——这种村庄有不少,南街村与它们不同的是,多了一层“革命”色彩。
换言之,王宏斌以“革命”的名义更容易取得银行资金的支持,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对人性相当了解的人,在权力体系里还有许多人对极左怀有深厚感情,他于是把南街村变成了这些人的寄托,多像一场古色古香的托孤戏呀。当金援潮水退去以后,我们才发现,南街村没有穿内裤。
南街村裸体以后,我反而希望它能慢慢倒掉,死亡期拖得长一点。这不是风凉话,因为南街村话题长一点,骗局一点点披露,对于全民的思维健康大有好处。南街村骗局这一点病毒,可以使许多人有免疫功能,你的法眼以后可以看穿同类骗局。人很容易上当,尤其是骗局藏在美好的名词下面。骗子最擅长使用一切美好的名词,从革命到爱国,这些名词,对糊涂的人来说,有催眠功能,对于不信的人,还有震慑作用,你敢怀疑我?那当然就是不革命不爱国。
一个人嘴里的名词越是美好,越是显得真理在握,越是要对他留一点心眼,哪怕他上了《新闻联播》,时间是骗子的天敌,不妨先冷眼旁观之。 (作者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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