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使任何一种文化范畴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性的积淀，但是在中国的特殊历史进程中，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必然与之前的文学发展态势产生割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文化断层。49年以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文学成为了一种在政治阴影下生存的畸形艺术，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成为了50年代唯一的文学事实，加上毛泽东文学思想的确立以及第一次文代会对文学方向的阐明，新中国的文学开始朝在政治意识控制下的理想“一体化”道路前进。而对背离这种“一体化”的文学思潮则展开了频繁的批判运动。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到对胡风的打压，以及诗人和诗派的隐失，文学注定在缺乏活力的历史困境中无法自拔，而文革的发生，又将文学的这种尴尬处境推向致命的深渊。1977年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四人帮和“文革”的结束，从而文学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文学史将文革以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转折”，“新时期文学”开始反思和改革，文学体制和规范制度开始重建和调整。



正是因为这种意识深层的“解放”，导致了80年代的文坛开始在骚动中前行，而这种骚动和探索，在长篇小说的领域体现得并不是十分明显。因为，压抑了太长时间的作家群体急于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来构建自己的文学理想，迫不及待地找寻一个突破口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成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80年代初期，“复出”作家，如艾青、汪曾祺、王蒙、高晓声、流沙河等，他们在50年代的真实性描写、人道主义追求，自然地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潮流的主要推动力；而知青一带作家，如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梁小声、阿城等，文革的压抑以及在知青时期创作的经历，使他们在80年代初期的呐喊显得格外嘹亮；诗人芒克、江河、北岛等更是通过朦胧和理想的交换、激情和决裂的交融占据了那个时候读者的心灵。而这种探索和创新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并以莫言、残雪、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海子、李亚伟、韩冬等一批更具新锐革新精神的作家为主。



就小说而言，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对这一情况的阐述很是恰切，由于“中篇小说在对现实问题反映的速度，和作品的容量上，是短篇和长篇的‘过渡’（或‘边界’）形态。既有较大的容量，又能较为迅捷地讲述‘文革’故事”；“中篇小说的发达，又与刊物和出版条件的变化有关。”所以在这样一个时期，作家更乐于通过中篇小说来比表达一种态度和压抑的情感。而80年代的长篇小说，比较重要的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浮躁》等，在内在气质上都离不开80年代特有的探索和创新意识。《沉重的翅膀》、《活动变人形》写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当代生活，开始关注个人在历史环境下的心理体验；《芙蓉镇》、《浮躁》等则更是摆脱了之前的文学作品的死板格式和压抑情感，通过立足于“人道主义”的挖掘，像更深层面的“人性”探寻。可以说，80年代的长篇小说，虽然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在横向的作品维度上，却不及中篇小说深刻，特别是以余华、莫言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试验，成为了80年代和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一点的文学现象，为文学道路的开拓和写作手法的探寻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像韩少功的《爸爸爸》、《火宅》等，在“寻根”的主张下，以先锋性的探索使得文本和小说精神在内省层面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而相比之下，他的长篇《马桥词典》，虽然在形势上看似更具探索性，但是仔细探究，其实不过是作者在“寻根”思路上的延伸；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对生活的复杂和矛盾刻画地如此到位，而他的长篇《古船》和《九月寓言》则陷入了混乱和无法梳清条理的境地。



90年代以来，在形式上，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推动，长篇小说开始兴盛，除却一批继续探索性的小说，90年代的长篇小说始终摆脱不了“全景式”和“史诗性”的创作手法，像历史题材小说，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陈忠实《白鹿原》、李锐《旧址》等“家族小说”等。除了少数作家，如陈忠实，在这类的小说中比较好的融合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相关因素，其他的小说，很难说是具有探索性和典型意义，要么是单纯的在历史基础上的添砖加瓦，要么就是为了迎合商业需求的应试之作，在这样的兴盛背后，无不体现出现代社会的娱乐冲动和后现代社会的精神虚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也有一部分长篇小说体现出了作家长期的艺术探索和对文本的继续思考，主要体现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纪》、贾平凹的《废都》、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上等。这些作品秉承了80年代以来中篇小说的探索气质，继续着作家创作时对人性、生活、生命、精神状态的严肃思考。在此特别要提到一位容易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家，那就是王小波，他以一个“己思想独立不想冲突的道路。“如王小波自己和研究者所指出的，他的创造独立作家”的身份存在，以“反神话”的创作理念深入骨髓，混合着自我评定的多元因素，在他的小说中，渗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独立和思想人格，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熏陶，但是，在他的创作中，王小波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一种摹仿的范式，没有将他们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而是混迹其中，找寻一份与自我追求不相冲突的道路，“如王小波自己和研究者指出的，他的创造借鉴的文化资源，更多不是来自对20世纪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感伤、煽情的一脉，而是有着飞扬的想象、游戏精神和有充沛幽默感的作家”。



而当下的长篇小说似乎在更加发达的背后继续式微。“娱乐之死”的文化品质和快速节奏的精神生活，使得不管是作家群体好是读者群体，产生了一种对长篇小说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认识。长篇小说在定位上更趋向于迎合大众的“可读性”，而不是文化层面上的“艺术性”。玄幻、都市、现代武侠的作品充斥着文学阅读网站，而90年代一批坚守着探索和创新的作家群体似乎开始沉默，不管是自身能力的穷尽还是无声的反抗，这种现象，在文学领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态势下的不正常危机。诚然，新兴的优秀作家群体，如严歌苓、迟子健等的作品在延续着长篇小说的思考和探索气质，但是，这批作家的势力在大众娱乐文化的夹缝中很是单薄，小说评论家反复地研究着80年代以来的作品，而在当今的长篇小说中，却很难找到一个值得认真品读和我按玩味的作品和作家群。自80年代以来，由于先前的文化断层和突至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得中国的长篇小说面临着一个欲进不能，欲探索而无路的尴尬境地。80年代以来的创新和探索注定残缺，不知如何弥补。





参考书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二版。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美］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