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保罗：“五四”的遗憾和“赛先生”的误区

（博主说明：自4月22日开播客以来，十多天工夫浏览人数已经超过20万，其中关于马英九的上篇文章就超过10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谢谢大家的支持。从网友的反应看，情绪化还是很严重。跟大多数的学术圈的人们相似，我主张理性对面问题。其实，情绪是我们的一种真实反映，理性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我们每个人无法完全掌握真理，因此，对人我们需要多一点仁慈之心，各发己见，百家争鸣，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想专门谈谈科学和理性给国人带来的消极面的影响，跟感兴趣者分享。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科学的作用。）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五四”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也就应当是爱国主义。若然，则五四运动跟在它之前的禁烟运动、义和团运动、及在其之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没有多少区分了，甚至和古代历史上抗击外族的斗争也没有多大区别。毫无疑问，爱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但爱国主义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

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泉源，“德先生”（Democaracy 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 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其中的“德先生”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今天西方世界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领域之所在。这个问题本文暂且不谈。

关于“赛先生”（科学）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今天我想主要谈谈“五四”的遗憾和“赛先生”给国人带来的误区。

第一，“赛先生”过分抬高了人的理性，以至于人们以为“人定胜天”。

凭着火热的激情，为了扫除封建旧礼教、旧文化，唤起国民的科学精神，“五四”的先锋们为之呐喊呼号、宣传批判不遗余力，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摧枯拉朽，一往无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百万革命小将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向“四旧”全面开火，挖地三尺，玉石俱焚，其摧毁的力量不知要比五四运动厉害多少倍。然而随着“四旧”的“毁灭”，科学精神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专制和迷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民众的灵魂遭到史无前例的荼毒。

第二，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的。

有人说追求真理之人判断自己正误的最高标准是科学性。一是要符合事实，二是要符合逻辑。充其量再加上对社会负责的价值标准，即对社会有益。我们可以来反思，其一，什么是“符合事实”呢？事实中有自然和超自然之分、有物质和灵性之分、有理性和信仰之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学术的能力是有限的，无法完整客观地掌握其研究对象的“事实”。其二，什么是“符合逻辑”呢？归纳与演绎是形式逻辑的主要方法，但这两种方法都有局限性，因为归纳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事例，由此法得出的结论永远会遇到例外的挑战，因此需要不断的修改。而演绎则总是以某个预设作为前提来展开推理的，而这个预设的前提又是以归纳法从另一个逻辑推理程序中得出的，其自身就带有不可靠性。其三，什么是“对社会有益处”呢？这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伦理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对什么是“有益”的理解和标准并不相同，就是同在当代的汉语语境中，不同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其判断标准是相对化的。这三个方面的局限表明，人类的真实生存状况就是处于“有限”之中，比较可能的态度，估计是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慢慢向真理靠近。若不意识到这一点，想来“天均败之”。

第三，人常被自己的出发点所束缚而不自知。

为了理解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努力挖掘出，什么是指导人类科学研究的本质性“先存结构”或“理解前结构”中的“先见”（Vorurteil, prejudice）。自从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噶德默尔 (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 的发展以来，“先见”被认为是理解的先在条件，如果没有“先见”，理解就根本没有可能产生。所谓“先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给予的”。

1976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左倾思想,中国当代学术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思潮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它秉承五四的科学精神、强调理性,上承19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199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分化以至于关注现代性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过程,即脱离中世纪的神权世界,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可是，八十年代仍未未能超越“五四”的思维方式和传统，仍然过分地高举理性的大旗。虽然1990年代经历了启蒙的瓦解，但直到今天中国仍然不是后启蒙时代，而只能算是启蒙时代的后期，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们仍然占据话语霸权地位，而且获得了官方的政治权力。因为启蒙运动是从个体反思的主体性出发来看待“先见”，因此就对之进行贬低和轻视。这种方法论给人以错觉，误使人以为历史是隶属于个人的。值得关注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兴起的启蒙运动，通过对西学的引介和对理性的推崇，开阔了一代人的视野、塑造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这里的重要之处就是对“宗教”和“信仰”的重新关注和肯定。

总之，“赛先生”误导人们以为他能为大家带来真理。凡事、凡人若被戴上“不科学”的帽子，就彻底玩完了，一定会受到社会主流的批评。从哲学上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科学的负作用，其实“赛先生”的最大误区之一是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对形而上和精神领域的东西，采取了过分简单粗暴的“物理学”的处理方法。因此，今天我们全人类遇到了环境、能源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

   “赛先生”得出的所有结论，不一定都符合真理，这是其一。即使符合了真理，“赛先生”也没有能力说服和强迫大家都去遵守，这是其二。因此，除了“赛先生”，我们还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样才能确保“赛先生”发现的好东西会被用在正确的地方，否则，先进和现代只会成为贪婪者和权势者欺压弱小之人的武器。

我们需要抬头仰望星空，思索超越“形而下之器”，追寻“形而上之道”。不但想到有限的人生，而且想到永恒的天堂。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和面对人生。因此，“宗教信仰”被“赛先生”胡乱批判了这么多年之后，“赛先生”自己也快要走投无路了。

   其实，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跟“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很多其他人物，如“任小姐”（Ms. Responsibility，责任）、“和女士”（Ms. Reconciliation，和好）、“睡美人”（Miss Beauty，美）、 “摩小姐”（Miss Morality, 道德）和“劳先生”（Mr. Law, 法律）。但是，由于“传统”（中国的儒家和西方的基督教）被过分地批判，以至于这几位“小姐、女士”和“先生”都没有能够在国人心中产生重大的影响，真正在神州大地上耀武扬威近百年的就是一枝独秀的“赛先生”。这是“五四”的令人遗憾之处。

“赛先生”的思维方式，既造就了很多丰功伟绩，也酿成了很多耸人听闻的灾难。相信科学是有能的，但它绝不是万能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