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發展是一回事，歷史的解讀又是一回事。所以漢朝人看春秋，重點在治亂、忠奸，清朝以前的中國人看史記，跟漢朝人看史記一樣，重點也在治亂、忠奸。司馬遷寫春秋戰國紛亂不已的原因是「樂崩樂壞」，周天子無法有效統治，而諸侯叛亂引起的天下大亂。但是我們用今天社會進化的現象看，西周的覆滅主要是人口大量增加，科技進步，生活方式改變，社會漸漸複雜化，出現大量商業人口、工業生產人口、民間知識份子，周朝簡單的統治制度已不能應付現實的需要，所以發生諸侯割據、戰亂不已的情況，也就是說周的覆亡是社會進化的結果，與禮樂無關。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也是如此，中國從秦漢統一以後，中央政府多採外儒內法策略，有效地維持社會秩序，在當時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有相當獨立性的地方郡縣制度使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西方人稱為「早熟的帝國」，秦朝的編戶齊民，建立了中國最早的戶政制度。中央政府透過郡縣可以向每一戶直接收稅，中國中央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因為富有所以中央有力量修長城、修運河，可以對抗四夷的入侵。但是也替中國的獨裁帝制建立了一種穩定結構，使中國文化發展不出民主法治的理論與制度。

這種局面到明末清初，已有不少中國知識份子提出批判，如黃黎洲在「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法篇就說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治「皆秦政也」，中國兩千年來之法律皆「帝王一人之法也」，但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還以為中國是天朝上國，外人皆夷狄也。

反觀西方，雖然也經歷了一千年的中古黑暗時期，帝王昏庸，魚肉百姓，宗教腐敗，專事斂聚或政、教不分，或政、教勾結為非作歹，以致經濟凋敝，文化停滯，但是到了十四世紀從文藝復興開始，無論哲學、政治學、法學、科學，都飛躍進步，同時產生新的政治理論，民主、民權由坐而言到起而行，英國大憲章、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一連串驚天動地的變化，西方無政治、經濟、科技、社會結構都發生一日千里的進步。

中國對西方的變化非但渾然不知，而且從明中期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間，跟西方的聯繫交流時斷時續，一直到晚清，中國對西方的瞭解還止於「船堅砲利」，所以早期以張之洞為首的自強運動還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科技讓世界縮小了，中國無可避免與西方接觸，傳教士、商人、冒險家，各種來自西方的沖擊，憾動了古老的中國，中國從明末的四五千萬人口到了清末民初據西方人估計當時中國人口約肆億三千多萬，人口成長率約百分之八。如此龐大的人口，再加上西方社會的影響，中國社會也漸漸複雜化了，中國行之數千年的政治制度已漸漸地不能控制社會秩序，更不論富國強兵應付列強入侵。

清朝敗亡原因很多，但歸根究底是文化問題，是歷史進程問題。滿人腐敗，清政府無能等皆是見樹不見林的說法。以政治制度論，中國當時的社會架構是中央皇權－－六部－－督撫－－郡縣－－保甲－－宗長、士紳，這種架構用於單純的農業社會是有效的，用於農業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三而百分之八十的國人是文盲的社會是有效的，但是這種架構無力應付一個逐漸多元化，正在變化中的社會。

譬如當時與外國貿易日趨頻繁，設立機構、培訓海關人才、建立關稅制度等等，都不是兩千年來從沒這方面經驗的中國人可以應付的，再加上中國許多對外貸款及賠償以關稅做抵押。從一八六五到一九零零年中國海關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轄，下設海關總稅務司，總稅務司主管中國各港口之稅收，職務何等重要，但從一八六三年到一九零八年，海關總稅務司的章程、稅率、人事悉由英人赫德包辦，其間赫德可以一手遮天，形成獨立王國。

其他政府機構無論制度、觀念皆無法適應遽變之中的中國社會。清之所以亡，主要是文化問題、歷史進程問題，在當時中國面臨西方沖擊，社會開始多元化、現代化的時候，古老的政治制度、帝王術早已無力應付，清朝覆亡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任何一個專制王朝都不會把政權拱手讓人，清政府亦然，雖然國人的憤怒到了沸點，知識份子各種努力都失敗了，但清政府依然做垂死的掙扎，況且民智未開，一般百姓沒有革命的念頭，也沒有革命的膽量。所以革命黨人以辦報開始，目的在喚醒民眾，鼓吹革命。孫中山的「民報」，于右任的「民呼」、「民吁」、「民立」等報，皆為達成此一目的。孫中山在鼓吹革命的同時也漸漸地建構了他的思想體系－－『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是美國的立國精神，民有、民治、民享，所以民主、民權的主張與歐美當時進行的政治主張、政治變革相同，但是民生主義卻一開始就有很重的社會主義色彩，所以孫中山曾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孫中山革命前「平均地權」，以及民生主義中「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都有社會主義色彩。

經過黨人多年努力，經過十次起義失敗，辛亥一役一舉推翻滿清帝國，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的帝制，成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回顧這段革命歷史，我們發覺革命黨人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一、留學生：可謂革命的發起者，無論引進西方文明，診斷中國政治問題、社會弊端，皆為留學生，而留學生多為地主，富商家庭出身，在國內受過良好傳統教育，因為家庭富裕所以有機會出國深造，這些留學生無論在革命理論之建構或在武昌起義時都扮演領袖角色。

二、在中國受西方教育或受革命思潮影響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很容易接受革命理論，起而響應革命，這些知識份子的家庭背景與前者大致相同。

三、新軍：新軍教官多系留學生學軍事者，以留日最多，而當時國內的軍事學校如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教官多為留學學軍事回國者，所以辛亥一役新軍響參者眾。新軍軍官以及士兵的家庭背景待查，但是理論上應比前兩者差，農家子弟應該較多。

四、會黨：辛亥之役洪門、清幫、四川袍哥、河南紅槍會等黑社會團體參與者頗多，其影響力亦不小。會黨之所以參與革命是由於許多會黨都有反清復明的傳統，會黨的民族主義色彩最濃，參與革命的動機也最單純，家庭背景可能更為複雜。

五、華僑：海外華僑之捐助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論者頗多

不再贅述。

辛亥革命的參與者約略可分以上五種，然以上四種人並非人人皆贊成革命，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如康梁等主張君主立憲，吳稚暉主張無政府主義，至於一般農工非但不會贊成革命、響應革命，更視革命為「造反」，造反是大逆不道的事，造反是要殺頭的，所以絕不會支持革命。當然，在一個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的社會，我們不能苛責一般農工，雖然他們才是中國文明停滯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有限的知識來自戲曲、小說、家訓等，傳統倫理其主要內容不外乎忠孝節義，這種觀念恰恰是反對革命的。

辛亥前的社會與西方相比是處處落後，事事落後。西方已經飛躍了幾百年之久，我們尚停頓在中世紀，百姓貧窮愚昧，官吏貪污腐敗，農村經年水旱蝗災不斷，社會秩序蕩然，土豪劣紳魚肉鄉民，土匪橫行，動輒騷擾數省，地方勢力崛起，割地自雄。在這種情形下，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圖存，但是在這種社會結構下要求「全民革命」也絕無可能。革命的任務必須由西化的知識份子承擔，他們是發起者，革命理論的建構者，革命主張的宣傳者，而新軍、會黨參與行動，國內的資本家，海外的華僑，他們自始至終勇於捐輸，支持革命經費。

我們根據以上的歷史，可以說辛亥不是全民革命，在當時的中國要求諸全民革命斷不可能。但是當時革命的啟動者響應者，無論知識份子、華僑、國內資本家、新軍、會黨份子皆非農工，也並不屬於勞苦大眾，在當時他們至少衣食無虞，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和目的，是辛亥革命這段最值得研究的題目。

中國古代朝代的更替，不外乎舊政權腐敗，加上天災，野心家裹脅農民挺而走險，武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結果產生一批新的皇親國戚，從龍之士皆成新的貴族，但是對一般農民百姓而言一切不變，所謂「農民起義」，農民只不過是被人利用的工具，革命領袖不是貴族就是江湖豪傑，其革命的動機個人野心的成份遠大過為黎民百姓福祉。革命的目的是「打天下」，是為了爭做「皇帝」。

辛亥革命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群知識份子為追求理想，不顧個人利害，不為家族利益，更不為某個階級利益的革命，以七十二烈士而言，多出身富裕之家的年青人，以林覺民為例，非但出身富裕家庭，而且有一個美麗賢淑的妻子，夫妻恩愛異常，林覺民為了革命，奮不顧身犧牲一切。

晚清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變法圖強，君主立憲等，都可視為一種垂死王朝的掙扎，何況行之兩千餘年的帝制，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原素，忠君與愛國不分。在中央政府架構不變、知識份子觀念不變的情形下，所有的努力都成效不彰。甲午戰敗讓許多知識份子意識到變法圖強不足以解決問題，非要革命，非要推翻滿清專制政府無法救中國。

既使江湖會黨、新軍響應革命也不是為了個人，更不是為了「打天下」，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現象。但是孫中山革命前即主張平均地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完全沒有站在資本家的立場，孫中山一生也沒有替資本家說過一句話，「辛亥革命代表資本家的階級利益」與事實不符，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無論二次革命、東征、北伐，皆不是為了維護資本家利益。但是政治人物往往說一套做一套，孫中山是否也是如此呢？我們不妨參考孫中山死前給家屬的另一份遺囑，「余致力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皆付我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獨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孫文三月十一日補簽」

再看蔣介石到台灣後的政策，發展經濟同時也兼顧農工利益，台灣曾經是一個貧富差距最小的社會，台灣的社會福利如全民健保，連美國總統歐巴馬都認為是美國學習對象。國民黨來台後的政治大致是這些作法都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

所以辛亥革命的確不是全民革命，以當時的社會環境，求諸愚昧的農工參加革命也不可能，但是辛亥革命的目的的確是為「全民利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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