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人性化外交”

——从中日关系看如何赋予外交以哲学思考

前言——“人性化外交”的定义

　　在斟酌拙文的关键词时，考虑了几种：人文主义外交、人本主义外交、人性化外交等。“人文”的外延过泛；“人本”过于学究气；“人性化”虽有追时髦之嫌，但同时其概念已被普遍认同。权衡之下，决定用“人性化外交”，并定义如下：

　　所谓“人性化外交”，是指将哲学层次的人本主义意识、人文主义思考，体现于外交领域的活动。

一、“人性化外交”的滥觞与轨迹——从“万隆会议”到“六方会谈”

    新中国的“人性化外交”应该可以从共和国的成立上溯几十年。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九七〇年，再会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并通过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发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从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来看，斯诺三十余年前在《西行漫记》中所披露的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可以说是有关中共 “人性化‘外交’” 最早的详细记录。

　１．“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

建国前后与原苏联的交往，因为还没有确切可信的详细资料，这里从略。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可以说是新中国“人性化外交”的滥觞。

作为一个刚刚推翻了半殖民主义统治的共产党政权代表，周恩来在万隆，力挽狂澜，团结与会各国，使第一次亚非会议取得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周恩来提出了“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使会议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把关注点上升到“反对殖民主义”这一当时既把握了“人本”的出发点，又具有“人性化”高度，同时非常符合时代要求的问题上来。

　２．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的“人文”因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是典型的“纯意识形态”论战，其结果是在追求意识形态的是非问题上走向极端，而将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的“人性化”因素几乎减到零。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与戈尔巴乔夫所谈：“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但是，中苏的意识形态之争所导致的国家间紧张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促成毛泽东下决心在中美、中日之间，展开非意识形态“人性化外交”的原因之一。

中美关系解冻的“突破口”——乒乓外交，实际上就是非常具有“人性化”象征的。当时正值“文革”，而周恩来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口号和原则，使中国代表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前往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这一口号和原则，在当时中国 “政治高于一切”那种思想意识极端化的非常环境里，应该认为是具有相当的“人文”色彩的。

也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气氛。在毛泽东的决断和周恩来的具体操作下，中美两国终于走上了基辛格秘密访问，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据最近美方解密的文件，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见中提出，希望谈谈哲学。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中日恢复邦交的过程，更是在长期的两国有识之士的交流、理解和不懈努力下得以实现的。其中周恩来、廖承志等与日本各阶层各方面友好人士，长年来超乎意识形态界限的沟通和交流，无疑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六方会谈”中非意识形态外交的摸索

　　如果说，到“六方会谈”为止中国外交活动中的“人性化”因素还只是停留在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意识和他们的具体指示中，那么，几年来，在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的外交第一线的官员已经在开始摸索“非意识形态”外交的轮廓了。

不知为何，大陆媒体对中国在“六方会谈”中艰苦卓绝的外交努力和显赫成果至今鲜有深入、细致的报道和评论，其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国外舆论对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表现评价甚高。日本著名新闻评论家船桥洋一就指出，在“六方会谈”的主要各方中，真正抓住了机会的只有中国。

船桥认为，美国布什政权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摇摆不定。因陷于伊拉克战争而把东北亚战略课题搁置起来，实际上将危机交给中国来处理，而没有去积极追求潜在其中的战略契机；韩国卢政权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反而失去了很多机会；日本在小泉访朝，开始推进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右派大肆鼓噪所谓“绑架日本人”问题，叫嚷对朝制裁，结果是在朝核问题上与中、韩渐行渐远。而小泉在其日朝关系正常化设想受到掣肘的同时，一味参拜靖国神社也使日本外交受到重大损失。

在第二次朝核危机时，中国不但一改第一次危机时事不关己的态度，主动地成为当事者之一，而且逐渐适应了国际间的多边外交——六方会谈。这不仅是针对朝鲜，也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对美外交的重要场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六方会谈”中一直贯彻了一条“非意识形态”外交方针。也就是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对盟友（或曾是盟友）的国家，不姑息；对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国家（如美国），也是就事论事。甚至对正在历史认识上严重对立的日本，也没有因为小泉参拜而在“六方会谈”上为难日方。

船桥指出，中国是冷静的。不但抓住了机会，还使六方会谈为中国带来了一种外交资源。因为促进六方会谈的努力可以成为对美国的一种外交恩惠，一种借贷。当然，美国也正在警惕着这一点，并且也看到，半岛无核化同时也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所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中方在“六方会谈”中的“非意识形态”外交路线，一开始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六方会谈”的性质和中方的责任感使然。但应该指出，“六方会谈”是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在一个多边框架中参与并主持解决一项与本国并非直接有关的国际危机。

二、“人性化外交”的实践与展开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在“六方会谈”中，中国表现出的“人性化”还是一种非能动的，或下意识的，那么，到了二〇〇六年中日关系的解冻，则可以看出一种将理念付诸实践的趋向。

　１．“人性化外交”元年——二〇〇六年

二〇〇六年十月，安倍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但实际上，早在半年多前，中日双方外交高层，已经在摸索如何打开因“参拜靖国神社”而造成的两国间政治外交僵局了。

中国副外长戴秉国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在多次的公开、秘密接触中，建立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信任。两者会谈的具体内容当然不得而知，但在当时两国关系那种险恶的气氛中，外交当局层次的来往，采取相互邀请对方到雪国温泉和家乡会谈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人性化”味道很浓的。

很明显，中国高层很早就开始在努力摆脱中日关系上的僵化、无原则的所谓“原则性”，以及将本来应该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问题无限扩大，以致影响国家间政治外交基本关系的作法。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当安倍访华已成定局后，中方却主动提出，将安倍的访问规格从“国事”提高到“正式”。同时，尽管安倍到访当天，正值中方召开重要大型会议，还是由“三巨头”分别接见安倍，并由温总理设宴招待。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性化”举动，在信奉“有朋自远方来……”的中国人看来，似乎理所当然。而由此表现出的心胸和肚量，当时却给予日本政界和社会以很大的震撼，为营造访问期间及访问后的良好气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不妨把二〇〇六年看作中国推行“人性化外交”的元年。从此开始，中国的外交实践，特别是对日外交，开始清晰地显现出一种“人性化”主导的趋向。

　２．不信—猜忌—信任的过程

　　中日两国关系曾经的僵局，表面原因是参拜靖国神社，但实际上却是存在于双方意识深层的相互极度不信任感使然。

　　当老一代有识之士相继辞世后，中日两国政治界超乎意识形态的往来减少了。以致逐渐积累了相互对对方的不了解、不理解、不谅解。这使中国对日本近几十年，或者说自战后至今的政治、社会、教育以及国民的意识变化，缺乏一种从人文、人本角度的了解和分析，使对日外交陷于固执“意识形态”一点，不及其他，也就更谈不上根据这种变化及时调整对日外交的方针和政策了。

　　对于小泉，就是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只抓住他参拜靖国神社，而不顾及他实质上可以说是日本政治史上一个罕见的“和平主义者”。他是第一个凭吊卢沟桥，并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向中国军民道歉的日本首相；他曾明确表示，二战对日本来说，不是什么“自尊自卫”的战争，而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他指出，甲级战犯就是甲级战犯，而不是“昭和的受难者”；是他在日本以及西方世界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之时，屡次强调，对日本来说，中国不是威胁，是机会；在日本右翼将“东海划界”问题搞得甚嚣尘上时，是他多次表明东海应该成为“协力（合作）的海”；在中国一味批判他时，他还是坚持“我是一个日中友好论者”。对于小泉的如是言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表明了一种深刻的不信任。

　　安倍上台前，公开表明“不能明言是否已经或将要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这实际上是安倍作出的一种日本式的暧昧承诺（执政期间不去参拜），还是将信将疑。同时，日方对中国领导人会不会在会见安倍时，大谈侵略历史和参拜问题，让安倍难堪，也是捉摸不定。

　　正是出于超越所谓“原则”、“意识形态”的界限，才使中方高层决定，即使安倍不明确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也邀请他访华。而这种决定正是基于一种人本信念的，非常“人性化”的信任。安倍一年多的执政实践，证明中方高层当时的决断是正确的。

　　中日之间的不信—猜忌—信任的过程，可以说是“人性化外交”形成和趋于完善的过程。

　　提到“人性化”，往往给人一种无原则的，不负责任的印象。但是回味打破中日僵局，邀请安倍访华的经纬，我们不难体味到，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环境中，中方高层能够作出邀请安倍的决断，正是基于高度的原则性，和对国家、对两国关系、对整个国际社会极为负责的精神的。

　３．中日关系的脆弱及东海划界与钓鱼岛归属

　　经过“安倍破冰”、“温总理融冰”、“福田迎春”， 可以说中日关系正在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值胡主席访日在即，却发生了“饺子风波”。中日关系，尤其是两国国民感情维系的脆弱，一下子显露出来了。

　　在“饺子风波”这种“突发事件”之外，中日之间还存在着很多“暗沟”。比如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与油气田的合作开发；钓鱼岛归属，以及日本对“台独”和“入联公投”的立场、态度等等。

　　同时，这些问题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连，“牵一发动全身”的。

　　东海划界，由中方的油气田开发起端，但实际上日方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探知该海区有油气贮藏，但因为埋藏量和开发、开采成本等问题而放弃了（日方的说法是“暂停”）。

　　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中国主张“大陆架延伸”，日本主张 “中间线”。即使如此，中方近年来的开发，还是仅限于所谓“中间线”的西侧。而日方却以地点靠近中间线而抗议，说中方吸走了所谓日方一侧的贮藏，并作出“重开”有关海区勘探、开发的姿态，以牵制中方。

　　中方提出在双方都可以认可的有争议地区进行合作开发，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笔者推测，其主要原因是方的目的并不在于开采油气（从日本目前的油气供应状况看，该海区的贮藏量和开采成本，对日本是不合算的），而在于以合作开发的形式，达到为其“中间线”的主张埋下法理根据的目的。

　　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争议，中方主张钓鱼岛历来是中国领土，而日方不但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还认为对其实施着实际控制权（将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日，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换文仪式。当日本记者挑衅性地提出钓鱼岛归属问题时，邓小平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虽然没有正式的记录，版本各有差异。但在邓小平的回答上基本相同。邓小平在承认中日有争议的前提下，提出：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

　　这一回答给予日本社会以极大震撼。约十年后，日本的有识之士与笔者提起此事，还在哀叹：日本人不可能有邓小平先生这样大陆式的宏大胸怀和气魄。而笔者吟味到的则是，邓小平的话正是脱离了冷冰冰的外交辞令，从世代交替，后人超前人的这种人本的基点出发，表现出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思考，所以能博得中日之间广泛的认同。也正因此，虽然不是政府间正式达成的协议或共识，但此后几十年，双方政府基本上没有再就此问题发生大的冲突（民间的冲突，及日本右翼的挑衅，不在此列）。

    但近年来，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归属问题存在着一种焦躁。

　　台湾当局一直坚持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但日本政府认为，陈水扁是亲日的，倾向于不“保钓”；马英九则是“反日分子”，因为他是坚决 “保钓”的。同时，如果陈水扁实行“入联公投”，就踩了“反分裂法”的红线，就有可能招致大陆的某种举动，而出现大陆对台湾实施实际上行政管理的局面。如果这样，因为钓鱼岛在地理上，离台湾只有二百四十公里，在归属问题上，就会使日本陷入困境。这也是日本政府一直主张“台海局势维持现状”的重要原因。其正式表态，一直是基于日中关系三个文件的“希望两岸和平解决”。

　　同时，由于考虑到对台海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增强保持东亚和平的因素，中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上，能够更进一步。也就是像美国、法国那样，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反对“入联公投”。而日方反而更将是否、何时作出如是表态，看成是自己手中的一张对华“外交牌”，企图以此作为在东海划界、合作开发，以及钓鱼岛归属等问题上与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去年底，福田访华的记者会上，当翻译将福田表示“日本不支持‘台独’”误译为“反对”时，他还当场再次表明，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不支持”。

　　鉴于撰写本稿时，正值台海局势可能出现变动，请允许笔者的有关分析暂且到此。但是，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在有关划界、归属，以及主权等重大原则分歧和争议问题上，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亟待解决。

“人性化”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今后的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将来以及整个东亚，以至国际局势所要求的。同时，也是对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人性化外交”真髓的一种考验。

三、“人性化外交”的要素与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人性化外交”，是一个从消极的下意识形成，到积极促成，并正在趋于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概念先行，观点先行，再由理论家加以注解，而是应时代、环境的要求，加上中国人的心胸和智慧，使之萌芽、成长至今的。也就是说，是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一定检验的。

　　现阶段如果对“人性化外交”做一些分析的话，可以整理出其中的三个要素和三个条件。

　１．构成“人性化外交”的三个要素——了解、理解、谅解。

　　不主动去“了解”对方，或者固执对对方的即成印象，就不可能对对方的言行有所“理解”（“理解”不等同于同意、认可，而只是明了其言行之所以然）。而有了“理解”，明白了对方言行的根据、理由，才可能产生“谅解”（“谅解”不等于作原则性的退让，而是形成共识的一种基础）。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是国家战略策略的反映，但也有相互不了解、不理解、不谅解的要素在内，也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说了许多空话”。六七年前开始的因参拜靖国神社而出现的中日关系僵局，也是相互“不了解、不理解、不谅解”的一例。反之，在安倍访华问题上，就是“了解”了安倍的愿望和处境，“理解”了他不能明确承诺不参拜的理由，进而同意他访华，这就是“谅解”。

　２．展开“人性化外交”的三个条件——哲学、尊重、智慧。

　　具有哲学远见：“人性化外交”应该根源于一种带有哲学见地的思考。“人性化”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范畴。不管是毛周的“小球推大球”，还是邓小平的“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都可以看出当事者那种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的宏大思考。中日关系坚冰的打破，也是双方高层从历史和东亚以至世界局势的全局性出发，作出的决断。

　　懂得尊重对方：有外交就有对方。而“人性化外交”中，尊重对方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不尊重对方，就会导致外交的失误以至失败。小泉时期的对日外交就是一例。不管有多少理由，对一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个人也好，不尊重对方，最后也就导致自己得不到尊重。而对于安倍，也正是由于尊重了（不等于同意）他的理念，他的人格，也就使中方的主张和要求得到了他的尊重。

　　发挥高度智慧：仅有哲学的思考和对对方的尊重，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人性化外交”。外交就得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问题，智慧是必不可少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力挽狂澜的发言；中美、中日建交时双方对外交文件的推敲；邓小平回答日本记者关于钓鱼岛的挑衅性提问，似是信手拈来，却是一言千钧，都是一种大智慧的结晶。

　　面对目前的中日关系，如果要使之向健康方向继续发展，为解决存在的问题，就必须由双方高层拿出智慧来。

　　比如，东海划界和钓鱼岛归属，已经成为搁置不下去的问题了，但是，在目前的层次上，没有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那么，如果能把不能再搁置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搁置”起来，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这就需要大智慧。

　　笔者认为，温总理在与日方谈及这一问题时，提出“双方要拿出勇气来解决”，就是意味着一种大智慧的酝酿。

　３．“人性化外交”的精髓在于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以及将成为如何的大国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也正在起着，并将负起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重要的是，中国人应该考虑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和成为一个什么样大国的问题。成为一个骄横的大国，并不困难。历史上、现实中都不乏其例。但是，如何成为一个谦逊的、对世界具有建设性的大国，就需要我们经常在哲学的层次进行省思。而外交范畴，尤其是“人性化外交”是否也应该在这种省思中占有一席呢？

结语

　　读者一定已经发现，拙文实际上是从某个角度谈论有关“和谐外交”的问题，却没有使用“和谐”这个词。这是因为这个词在国内已经被用滥了，以致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哲学层次的魅力。同时，笔者愿意指出，“人性化外交”也不是庸俗的原则，而是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趋向。如果将其庸俗化，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

（刊２００８年《中国评论》五月号·《中國的“人性化外交”及其哲學思考——兼論中國對日本的外交實踐》总１２５期。2008-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