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始建于1381年，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是明清长城三大名关之首，是联合国教科文授予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代表地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长城文化之乡，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笔者应河北方面的邀请，参加了河北五文化品牌的参观考察活动。与会人员在10月23日考察山海关时，却对山海关下民居与居民是否应该拆迁，出现了观点各异的讨论。主张拆迁者认为，那些由于历史原因在山海关景区下居住的居民及其民居，已经影响了景区的景观，应该拆除；主张保留者认为，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国家对文物保护实行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似乎不应有争议，保持原来的风貌，这样才是历史的真实！
　　此外，支持大拆大建的人还认为，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迅速更新的时代，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及习俗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也不大可能流传下去，保留一些历史形成的民居和死板建筑物，没有多大意义；而反对者则认为，即使交通、卫生、布局等不尽人意，景区也应该保持原汁原味。
　　这种分歧，恐怕是国内文物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普遍的困扰。对于如此两极分化的观点，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和面对类似问题呢？
　　首先，大拆大建割裂了民俗与历史。有些人以配套或完善景区的功能布局，以解决交通、卫生、环保等名义搞拆迁，异想天开地搞出许多画蛇添足的东西，还以为是什么创新或政绩。其实，按照少数专家或领导的意见设计或建设，对于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实质意义。试问，如果当代的专家或领导们能建出超过原来景观或历史的建筑，何不另辟新的地方，开辟新的旅游或经济的增长点？更不要说破坏了当地民俗，割裂了当地文化。应该说，民居同样是一部部立体的史书。
　　其次，大拆大建推高了景观成本，最终影响景区的竞争力。以笔者估计，普通民宅改造成楼房，成本至少翻10倍，如果再改造成写字楼或高楼大厦型的楼宇，成本至少再翻10倍！而且无论改造的成本是政府投资还是商业融资，最终都将转移到游客与纳税人身上。此外，破坏性拆建还有可能危及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德国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河段为缓解公路交通压力，在该受保护景观河段的关键处建造了一座635米长的跨河汽车大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取消了该处的世界文化遗产称号。这种大拆大建，真叫得不偿失！
　　最后，大拆大建最大的问题在于损害附近居民的利益。由强制拆迁引发上访，甚至自焚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成为官员执政最棘手、最头痛的问题。政府拆迁的动力在于土地财政；而开发商亦在此过程中谋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不管怎样，最终大拆大建最终影响并损害的是景区居民的利益，为社会稳定添加了隐患与风险。
　　因此，总的来说，对于景区的民居，政府同样应该是以保护为重，合理利用为主，坚决反对大拆大建，而代之以通水、通电等现代化、辅助性、修复性地改造。
　　当然，这里也要避免另一种倾向，就是在住居民由于职业的转换或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对原来民居遗留的风格、样式，甚至使用方式等进行破坏性的改造，这也应该通过立法等规范性形式加以避免，重点在于保护原来的民俗与特色、低廉的服务。
　　这就是说，反对大拆大建并不等于反对保护性、修复性地改造，对于破坏原有风格或不能保持原有民俗的居民，应当考虑外迁，让出民居出租，或由政府商业性地进行回收，以保证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与景观的和谐统一。

　　（原载《日本新华侨报》201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