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請先閲讀   西藏事件的文化解讀（上） ---- 中國民族主義VS西方價值體系）

北京達蘭薩拉各說各話

　西藏事件的兩個面向中，除了事件所引發的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效應外，當然還有涉及事件本質的民族問題。

　這次在境内藏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中，其内容主要分爲兩大部分。其一，以僧人爲主的示威遊行。其二，或因鎮壓示威而引發的騷亂。中國與西方在該事件上的對立，也表現在西方側重和平示威的正當性以及質疑軍警過度使用武力的必要性，而中國則強調騷亂的違法暴力行爲，以及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如果把爭論的焦點移回產生問題的歷史與現實因素，與中國政府及其國人沒有交集的，當然還有流亡海外的近十四萬藏人以及仍居住在藏區的衆多支持者。

　北京與位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矛盾，也透過在這次事件的各說各說中得以進一步呈現。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基本論述是著重強調共產黨推翻了封建黑暗的農奴制，解放了苦難的百萬農奴。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更側重強調中央政府對西藏龐大的經濟支援與建設。譬如，至二〇〇七年的過去五年中，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助達九百四十七億元，農牧民的收入連續五年保持雙位數字的增長，而過去七年自治區的經濟成長率每年也高達百分之十二。

　除此之外，小學入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初中入學率也達到百分之九十點七。在衛生醫療方面，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讓全體農牧民受惠，使西藏率先在全國實現了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全覆蓋。另外，過去二十年來政府纍計投資七億多人民幣以維修寺廟、文物古跡與宗教場所。由於在各個領域的改善，西藏人均壽命由解放初期的三十五點五嵗提高到如今的六十七嵗。

　與中國政府強調改善西藏生活條件，提高藏民生活水準的説辭南轅北轍的，是流亡藏人對新中國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後，西藏文化遭受摧殘的控訴，以及對藏區生態受到破壞的擔憂。尕藏加的《西藏宗教——中國西藏基本情況叢書》所引用的數據也揭示了在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離藏時，全藏區共有寺院四千五百七十三座，僧尼人數達二十八万五千五百八十三名，而六年後的一九六五年，只剩下寺院五百五十三座，僧尼六千九百一十三名的變遷。經過十年文革的浩劫，藏傳佛教更遭遇毀滅性的災難，寺院的數量也降到十位數。改革開放後佛教在西藏雖然得以休生養息，但政府對藏區的宗教管理仍十分嚴格。除了限制僧人數量外，近年仍有要求僧人書面表示擁護共產黨，並譴責達賴喇嘛的做法。

　使藏人產生不滿情緒的還包括大批漢人的湧入。近年每年約有五萬移民進入拉薩，達蘭薩拉方面稱漢人在拉薩人口的比率已高多藏人。另外，過去半個世紀由於大量採礦與伐木，藏區的生態環境已遭受破壞，許多藏人也擔憂青藏鐵路開通後，移民與遊客的大量湧進會進一步使西藏的文化與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另外，近年來每年都有超過兩千的藏人冒著生命危險，逃離西藏。

　如上所示，北京與達蘭薩拉的説辭並無交集。不僅如此，留學歐美的數十萬中國學生與流亡該地區的數萬藏人之間也缺乏健康的交流。如今中國民族主義首次因西藏問題而高漲，將使尋求解決問題的難度大幅增加。

北京與達賴應直接對話

　這次北京處理西藏事件遇上瓶頸，顯示北京過去近半世紀以來對西藏的治理矛盾重重，也突顯了長期以來在國際社會杜絕流亡藏人拓展活動空間的策略失敗。然而，危機也是轉機。相對於達蘭薩拉，處於絕對優勢的北京如何化險爲夷，面臨考驗。

　在對藏政策的反思上，北京當可在事件中認識到過去單凴經濟環境的改善，並不足使藏人歸心。如何建構制定治藏政策的新方向，在在需要新的思維。當務之急，或可考慮適當放鬆近年來日趨嚴密的宗教管理，以舒緩目前僧人的不滿情緒。而重新貼近藏人，虛心地去理解藏人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與文化價值，並通過政策予最大限度的尊重，則是長遠之道。

　在配合此項長遠工程的同時，基於過去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策略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成爲維繫藏人離心力的重要因素，也應重新思考對達賴喇嘛的定位。溫家寳總理在事件發生後，於三月三十日訪問老撾（寮國）時，提到期待達賴喇嘛運用其影響力，以阻止西藏繼續出現暴力活動。這無疑是正面的訊息，然而這種新訊息是否反映在今後的政策方向，值得進一步觀察。令人不安的是，西藏當地的黨政部門在事件後，展開了針對達賴喇嘛的新一輪批判運動，運動中更搬出了文革時期的語言。譬如，坐上西藏第一把交椅的區委書記張慶黎就先於三月二十日口出惡言稱「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而《西藏日報》在翌日刊登的題爲〈達賴：人面獸心的豺狼〉的評論員文章中，更叫囂「達賴這個口蜜腹劍的佛門敗類、人面獸心的瘋狂暴徒！」。

　問題是如此對達賴喇嘛的描繪，似乎沒有在國際輿論中產生任何影響，並與因主張非暴力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擁有的崇高威望形成強烈對比。這也是在這起西藏事件中，達賴喇嘛與流亡海外的藏人獲得西方社會廣泛支持的背景。

　誠然，流亡境外的藏人社區也非鐵板一塊。達賴喇嘛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就放棄獨立的訴求，堅持主張自治及非暴力抗爭的「中間道路」。然而，流亡藏人中擁有三萬五千多會員，在四十多個國家設有分會的最大團體西藏青年大會雖然不改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尊重，卻也堅持獨立的主張，並且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可以預見，照此下去，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國將可能面臨在西藏問題上更爲複雜與更難控制的局面。

　解鈴還需繫鈴人，如果北京能乘達賴喇嘛健在，開啓與其直接的對話與談判，尋求與包括境外十四萬流亡藏人在内的民族和解之路，才有可能開創藏區長治久安的新局面。     

                                                                                       林泉忠    

                                  後     記：

    這篇拙文完稿於騷亂發生一個月整的日子，全文刊登在本期香港《明報月刊》五月號 (頁33至頁37，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Archive1.cfm?Category=200805/feature)。其後傳來北京願意與達賴喇嘛方面會晤的消息，雖然並非正式的談判，或許也是表面功夫，仍希望是雙方邁向民族和解之路的開始。祝福西藏，祝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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