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农业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比如去年因价格疯狂上涨而获得外号“姜你军”的生姜，如今却大幅度降价，全国最大的生姜产地山东安丘的价格竟然只有去年最高价格的十分之一；另外一个问题是农业产业的投资加大。不仅那些用大手笔投资农产品的巨型公司动辄上亿的投资（联想集团仅在常州投资畜禽养殖就高达3000万美元），即便一个普通农户投资种植养殖也要投资几十万下去，才有可能。

对于这两个问题应该怎么看？议论当然很多，但基本思路却不太清晰，有的甚至错漏百出。比如农产品价格波动过度，要求政府管制价格就经常获得支持；而农业投资额逐渐加大，要求现有的金融机构降低风险管理标准（银监会就下过文件实施坏账分别监管的政策）。这些议论基本无视现代农业市场是如何运行的，而容易形成价格政府管制，资金融通寄希望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两大误区。

比如农产品价格剧烈的波动，常常看上去很吓人的，但人们不必惊慌。无论是大宗农产品如生猪小麦，还是像生姜大蒜这样的小品种的农产品，其价格波动都有其自然的周期，政府价格管制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不会有效果，这个事实早为历史数据证明了。

面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这个自然现象，人为关涉其价格波动的最佳方式，不是管制，而是建立市场价格发行机制。而这种价格发现体制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不同品种的农产品的期货交易。而这不是前无古人很难的事情，从交易的机制上看都有成熟的案例。美国在这方面就做的很细，交易内容也很丰富。芝加哥各类期货交易所，就是既有大宗农产品的交易品种，如小麦大豆；也有小到三个月后收获的包心菜和洋葱之类的期货交易品种。

期货本来就是为了避免价格波动风险而产生的现代金融服务。虽然看上去很有点理论色彩，神秘得紧，但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以现在可以把握的方式，形成对未来的判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价格成本。

而那种寄希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标准，加大对农产品产供销的贷款力度，以满足农产品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也是文不对题的。道理简单，因为农业基本都是中小企业，需要贷款的数量不大，而且根据农时的要求，需要能及时到位。但国有商业银行审批流程却因为风控体系的要求，是高度固定的，不会、也不可能因为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假如要想在商业信贷领域部分解决农业企业的融资问题，直接的办法之一是放开农业社区中小银行的经营门槛，将商业信贷产品多元化，以属地信贷的方式，解决属地农业企业的商业信贷需求。更为恰当的办法是放开民间信贷，使之合法化。我国民间信贷负债双方是基本建立在熟人交易基础上的。将这样的信贷市场透明化和制度化，要比之从上到下实施扶持性的农业企业信贷更有效。

比如五大行从总行开始制定农业企业贷款政策，是无法面对天南海北各地不同的农业企业信贷需要，也无法约束某一个县级的支行有针对性对养猪、或者养鱼或者种植的企业，进行差别化的信贷管理。

而建立在熟人交易的信贷市场却可以回避这样的成本，而有可能采取点对点双方互利的借贷交易。一个小镇子上，有资金的李四很容易了解养猪大户张三的猪值多少钱，而在县上的工行却未必能够清楚计算。张三从工行拿钱的可能性很小，而从李四那里借款几率却相当大。规范这样的借贷交易，让他们有章可寻，有法可依，双方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这肯定比工行做N次实地调研后提出的信贷指南有效地多。

总之，一句话，我们越是想建立现代农业经营机制，就越需要贴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中找办法，而不是用空洞无力的政策，从上到下完成它的建立。

新京报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