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发布于：2008-05-09 18:43 凤凰博客

凤凰名主持闾丘露薇在凤凰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靖国神社和松本楼》的文章，文中说“日本政府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正是日本和亚洲国家纠结的地方，但是中日之间还有一段历史不应该淡忘，那就是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影响。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了丈夫团。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里面有一家餐厅，叫做松本楼。这家餐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门前的树木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餐厅正在忙碌地准备，因为星期二的晚上，会迎来特别的客人，中日两国的领导人会在这里晚餐。

这个地方可是很有来历。这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当年最爱来的地方，里面的钢琴，就是宋庆龄曾经弹奏过的。当时这家餐厅的主人梅屋庄吉是孙中山的革命盟友，他一直资助孙中山在中国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和宋庆龄就是在梅屋的家里面结的婚。

为了迎接贵客，餐厅代表福田康夫准备了多道法国菜式，梅屋庄吉的曾孙女小坂文乃告诉我们，在中日领导人晚餐前，先会一起回顾辛亥革命那段历史，宋庆龄谈走过的那架钢琴，也已经从原本的一楼抬到了楼上，晚宴的地方。小坂不肯透露菜单，但就说，部分材料特地采用了中国原料。而她特别准备了一道甜品，是和北京奥运有关系的，希望能够给客人一个惊喜。”

    我以前没有太在意闾丘是不是日本人，过去我很喜欢在凤凰卫视上看她的节目。不过她在上面提到的这一篇文章中，写的东西不太准确。我没有去过东京，但我看过《留东外史》这一部100年前的小说。我想就算闾丘是东京人，也不一定看过这部小说。小说当然不是正史，但是，100多年前的小说应该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是想跟闾丘小姐讨论以下的问题：

    一、 100年前中国的留日学生，不是后来人想像的大学生，四分之三是纨绔子弟，其中真正的国民革命者也不多。都称为流亡者倒是恰如其分的。但要说“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则是需要考查的。我不是史学家，但是历史爱好者，也是文学爱好者。我在在《留东外史》中就看到了对当年留日学生有充分的描写。

    100年前的小说作者“平江不肖生”，一来是与云空我（COCS）有宗亲上的关系，二来是我也是探究历史的爱好者，三是作者“不肖生”是同情国民革命者，在小说中就大力歌颂了革命的中坚分子叫吴大銮的，同时对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怒其不争的；云空我至少如今也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所以我同样站在作者的革命立场上，认为100年前的小说描写的东西，是根据史实和人物原型进行合理虚构的，观点也是正确的。

    在此前提下，我还要继续告诉闾丘以下的问题。

    二、当年的留日学生，有很多是流亡者。在流亡过程中，上学是次要的，吃喝嫖赌才是他们的第一门主课。所以尽管有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但是领袖们不在这里，也不在这些我要议论的留学生之列），但大多数对革命并无所贡献。

    当然，

    三、说到松本楼，的确是革命者聚集的地方，这在小说中也经常可以读到：他们在这里开双十国庆集会，迎接孙先生的庆祝会等。在国民革命的历史上有一定意义。但在小说中，同样也描述（记载？）了这些留学生争风吃醋、坑蒙拐骗而在集会中大打出手的不堪表现。就云空看来，也许是中了小说的“毒”，主体（留学生）都是“坏了坏了”的，松本楼的意义也就“一般”得很。所以，中国领导人访日，在这里举宴的意义，不应该如你说的有那么大。

    云空在博客中还要谈到的是（这一句话以及下面的有些有语，都是保留了在闾丘的博客上发帖的原文），由中国的青年人中有个叫韩寒的一则消息引起的，就是关于日本女优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一样是由中国当日的留学生引起我的话题，本不应该在闾丘这篇文章中讨论。但我是为了自己闲聊的“完整性”（我在自己的博客中将以“巴山夜话”的栏目出现）。所以就请大家原谅了。

    100年前，日本的开放程度，是中国当今不可望其项背的。特别是在性开放程度上。我没有去过东京，这里仍然是以《留东外史》作“证”。因为我相信我的前辈（“不肖生”）不会为了在100年后我们能够“攻击”日本，预先为后人留下这样的遗产。

    《留东外史》中描述，日本是“卖淫国”，从书中云空我看出，即使当今中国的性开放在当年日本国面前也自愧不及。我真的是不想说这个话题。但是，《留东外史》留给人们的东西太真实，就如是今日中国之与照，所以其意义就不容小视了。

        大约，100年前日本的所谓“待合室”相当于中国现在娱乐场所的“包厢”“雅间”，是男人们“合法”和公开的淫乱场所。

    大约，100年前，日本的“淫卖妇”，相当于中国当今的暗娼，也就是相当于今日中国低廉的卖淫者，据说“棒棒”用少许的钱就可以在简陋的房间中乱淫的那种。

    大约，100年前日本的“下女”，在形式上与中国当今家庭中的年轻“保姆”差不多，或者更不堪。不过100年前，日本的下女在“性事”方面更不当一回事。基本上是男人有求必应，“只要有一块钱就行”的那种。

    当然还有最近几年才在中国兴起的我称之为的“小旅馆”，在100年前的日本，就是以8席、6席，甚至3、4席的面积租给我们并不可爱的留学生们，以“席”作单位计算租金，也算是日本的这个“中国学生”对“一席之地”成语的活学活用。不过，当年的这种小旅馆，日本叫“贷间”，即今日中国的长期出租屋。可惜，我泱泱中华，已落后日本国（包括色*情*业）100多年了。

    今日中国的“小姐”“二奶”相当于日本100年前一般的贫苦民女从事性工作。在《留东外史》中看到，只要中国留学生稍加引诱，一般有一点颜色的日本中学生或者民间少女，都会同意跟着中国留学生同居，有名正言顺的明媒正娶，也有苟合的，当然后者为多。而前者，一般日本作父母的也可同意。这就是中国留学生当年做的“好事”。其中当然要产生了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可以让读者掬一把泪的。

    话题说到我最后的意思了。

    100年前的日本队艺妓，也就是前文少年韩寒在网上遭遇的人事。我以前无论看小说、看新闻、看电视电影，都认为是只卖艺不卖身的文艺工作者，是高尚的。但是自从我看了前辈的《留东外史》，我就彻底改变了看法。《留东外史》告诉我们，日本艺妓，是高等的卖淫妇，是那种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嫖的妓女。这在中国当今也一样。所以从《留东外史》看来，韩公子为艺妓抱不平也还是有讨论和争议必要的。

    我前面说过，《留东外史》不是为了抨击日本当年的时政，更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今天可以抨击日本的“炮弹”。小说主要是揭露中国当年的留学生，当然也包括民国初年的政治流亡者。所以我一开始就说，闾丘在你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应该也有片面之处。松本楼应该只是日本历史上一般知名的豪华酒楼，革命的意义并不大。何况，我们虽然尊崇孙先生，但我毕竟是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更信仰马列毛。如果日方用这样的设计来搞好中日关系，其作用在现实中有限得很。

…………（以上省略若干字）

    既然发布不出来 ，就说简单一点。日本当年明治维新的改革年代，也是牺牲了一代年轻女人为代价的。

    All Right.暂时就这些。（接下来我继续在闾丘的博文下面发布）

    本来,我完全可以在小说中找出有关"松本楼"的一些活动介绍给大家，可惜，洋洋洒洒1200页的大部头，好难得翻检哦。我在这本我尊敬的前辈写的著作中，看到了大量的日本当年的风土人情，也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日本人的友好，尤其日本女孩对中国留学生的好感，让今日的我都仍然十分感动，有“迟生华发”的感叹。当年日本女孩是这样的天真、可爱以至无私，当然也有“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一面。我甚至为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青年始乱终弃的行为感到可耻和愤恨。《留东外史》让我知道了好多日本的著名景点，什么楼什么馆什么町，多少多少番的，让我几乎就要成为一个比闾丘露薇更“日本”的“东京人”了。

    《留东外史》这部小说的意义可以在任何话题上超过松本楼本身，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的状况（就因为这一点我才在闾丘的博客上发这么多帖子），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状况、风土人情、中日关系等，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我这样说，跟作者“平江不肖生”与我宗亲上的关系不大。

    甚至关于“靖国神社”，你也可以得到一个中道的看法。

    至于日比谷公园、早稻田大学，更是历史悠久。

    当然也有作者因为甲午战争的关系，对日本人不太友好的评价也比比皆是，这是理所当然的。除了说日本是“卖淫国”，听起来颇有不友好和鄙视之嫌，但也多是调侃话语，不太让人有仇视的感觉。这点“小民族主义”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也可能是当年的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一看到中国留学生就趋之若骛，女青年多以身相许，可见日本的一般民众，对中国人其实真的很友善，不像日本的右翼政治家那样仇视中国人和觊觎中国。云空倒是真的觉得，100年前的留日学生，不但对不起国家（前清公费留学，或者有失革命气节地一边逃亡一边向袁世凯示好以取得公费），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私费留学荡尽万贯家产），对不起国民革命（孙先生及其部下倾囊支持）；更对不起为他们叠衣暖被、相濡以沫的日本女青年。

    ……（以上省略若干字，网络上又发不出来了。）

    简而言之，当年的这些留学生，平时间日嫖夜赌不上课，取得假文凭（“有的甚至只是小学生”“以留学生的资格”），（“袁世凯下台后”，）回国当起了官员。

    中间不就有这几个字吗？又有什么关系？“有的甚至只是小学生”“以留学生的资格”。还有就是“袁世凯下台后”，回国当上了官员。我对网络管理的水平表示怀疑。

    说了这么多，最后归结到我的主旨上，就是：近日日本政府在松本楼接待我国领导人的革命意义不大；当年的留学生的是革命者的也不多。

    以下附出《留东外史》的出版说明节选，以丰富本文的内容。因为闾丘所说的留学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第三、第四种人。

“《留东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初年留学界、军政界的一些情况。

作者说，民国初年在日本的中国人有一万多，除了公使馆职员及各省经理员（云空注：指管理留学生经费等事项的管理人员），大约还有四类人：

‘第一种是公费或者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

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

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央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

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

……后二种人物……（是）在动荡的时局下只顾玩乐，不图进取，沉迷于铜钱和女色的浪子阔少，也（有）一部亡命者落拓风尘、挑灯看剑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