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西的灵魂合唱

——评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

文/李德平

（一）

 在光绪二十五年的一次教会案中，天石镇教堂执事张马丁（真名乔万尼·马丁）遭到保护娘娘庙的村民石块袭击，从而休克过去。来自意大利的天母河教区主教莱高维诺，利用张马丁之死这个难得的机会进行复仇，不惜将天石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置之死地。三天后，张马丁奇迹“复活”。病愈后，张马丁不顾主教莱高维诺的劝告，决定将掩盖的“真相”公之于众，激怒主教，被逐出教门。孤苦无依的张马丁成为教民心中的“犹大、叛徒、魔鬼、毒蛇”，更成为天石村村民心中杀死会首张天赐的凶手。站在空阔寒冷的天母河上，张马丁被雪花和寒风“俘虏”，昏倒在地。张天赐的妻子张王氏（石榴）误以为是转世的丈夫回家，用温情与善意收留了这个“无家可归”的“转世神童”。

 这是作家李锐新近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梗概。李锐善于用故事展示人类的精神（生存）困境，《厚土》、《无风之树》、《银城故事》、《太平风物》、《人间》无不如此。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人类的精神困境依然是这部长篇小说要表达的重要主题。

 莱高维诺神父希望圣母的光辉照耀偏僻的天石镇，不惜违背了主的教诲，掩盖真相、借机复仇；张马丁想说出真相，却又遭到主教莱高维诺的百般阻挠，刘知县及天母娘娘的误解；知县孙孚宸面对张马丁的“复活”，感觉到了官场孤独无援的恐怖；刚从饥饿的包围中走出来的门神画匠百成（葫芦），正准备与莲儿开始新的生活，却被老三带领愤怒的义和团成员砸碎所用的梦想；而瘸腿的老三，苦等十年得不到心上人的理解，终于以“得不到就要毁灭”的心态实施报复；新军战士张天保在军队养成良好的习惯，却在教会冲突中显示出自己按捺不住的龌龊本相；天母娘娘张王氏为了保护教会案中挑起事端的村民，不得不献出五个黄头发、蓝眼珠的混血孩子，心如刀割，可如果现在不献出，将来这五个孩子和她必然又会遭遇周围村民的羞辱与唾骂……

 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临自己的困境。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李锐用一贯圆熟洗练的语言和悲天悯人的温情笔触，刻画了人间世情的无奈和精神的困境。主教莱高维诺希图用纯洁的圣念打动、感化陷于饥饿中的“异教徒”（灾民），从而达到教堂盖满天镇、教义在天石镇普及的目的。但在当地传统风俗的浸润中，他的做法遭到周围村民的强烈抵制。为达到目的，主教莱高维诺不惜动用一切权谋，甚至动用火药器械来维持教堂的宁静与和平。

 与莱高维诺相比，真诚、善良的执事张马丁才是一个纯粹、虔诚的基督教徒。考验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忠诚或对某个人的真诚，只有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对于张马丁来说，这个最大的考验就是要不要把真相说出去，要不要直面良心的责难。他完全可以蓄起胡须，悄悄地一走了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担承起自身身上的使命，尽管这个使命太过于沉重，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被动境地。

 张马丁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良心。他知道自己说出真相后，可能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争端，会使当事人如莱高维诺、孙知县等人陷入尴尬境地。他像舍身饲虎的释迦摩尼，用自己的善良直面生死考验以及生不如死的现实生活。张马丁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但是他以一个信徒的姿态挑起了本来可以轻松滑过的挑战。他背叛了主教莱高维诺，走向事实的真相，为一个异域的冤魂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张马丁是信念与善良的化身。从张马丁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面对宗教的真诚态度，坚贞不移，即便面对要比逃避付出更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首张天赐与张马丁一样，用生命维护了自己的宗教。在拆娘娘庙与保存自己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使命，用热血维护了自己的信念。善良与真诚，是全世界的稀缺产品。李锐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表达了全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宣扬了一种真诚、善良的普世价值，希求达到一种超越国界、教派的灵魂“合唱”。

（二）

  作家李锐并非要通过一个刺激的故事来展示教会案件中各色人物的冲突。展示激烈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并非他叙事的长项。李锐的长处，在于将司空见惯的中国这个“成熟的太久的秋天”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用明媚饱满的语言重新叙述，从而赋予故事以新的内涵。

 李锐的小说，侧重点不在故事，而是“人类”在文化、经济、政治、情感上的交流、碰撞。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笔者认为李锐要表达的是一种在殖民文化、西方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明（宗教）如何坚守自己的位置，并在强权压力下，如果吸收、融合西方的优秀文化，从而达到中西融会贯通的文化自觉。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积贫积弱的大清王朝。当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发生政治、经济、军事入侵的同时，文化的入侵也随之而来。狮子与雄鹰辩论的武器，对于沉默的羔羊来说，永远都是锋利的牙齿和坚韧的爪子。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莱高维诺主教表面上是个圣徒，希望能够打破教派界限，使教义播撒天石镇。但隐蔽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强势殖民。小说中这样写道：

 莱高维诺主教到处宣讲：现在中国的大门已经被彻底打开，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礼仪之争”的时代。中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早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再封闭自己。东方那样一块毫无尊严的辽阔蛮荒之地，正需要主的光芒去照亮。现在许多国家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都在争相涌向那块盼望得到拯救，等待有人启蒙的蛮荒之地。如果你们亲眼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在饥荒、疾病、劳累中，成千上万地像蝼蚁一般死去，你们才能体会到属于个人的能力和同情是多么的苍白、荒谬，只有天主的悲悯才能拯救那些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天主的悲悯就是对我们的指引，违背这个指引就意味着背叛。……教派千差万别，解释多种多样，可我们信仰的主只有一个。

  这段话语充满了分裂和矛盾，展示了莱高维诺主教隐秘的内心世界。在莱高维诺看来，强权即真理。他根据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事实，想当然地得出中国“礼仪之邦”消弭不在的事实。同时将个人的能力和同情与主的悲悯分割开来，并顺势将文化（宗教）殖民偷换概念，戴上了天主悲悯、温情的帽子；在莱高维诺宗教普及推广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殖民的心态。以前我们说弱国无外交。在莱高维诺眼里，弱国压根就没有权利享有自己的宗教与信仰。所谓启蒙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我比你强（好），你要臣服于我”的大国野蛮姿态。不同的是，他披上了宗教神秘的外衣，以貌似合法的道理宣讲一个荒谬的“真理”。在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宗教背后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交织。在中国历史上和西方历史上，许多革命、政变、军事入侵，都要披上宗教温情的外衣。黄巾军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白莲教，哪次没有宗教的影子？但宗教外衣的背后，是各色人等和不同集团的利益所求。每一个教派背后，是各种利益的相互交织、对抗与妥协。莱高维诺的教义支离破碎、自相矛盾，支撑他这种“真理”的，正是一个强盛的国度。启蒙与被启蒙，殖民与被殖民，正是掩藏在宗教背后的真问题。

 我们现在喜欢用“被”字句，“被幸福”、“被代表”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球化”语境下，东方古国如何保持文化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如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脱离“被代表”的文化语境，传达“一个中国人的自信”？李锐用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做了回答。

 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我们看到西方宗教信念与东方宗教之间的交流碰撞、对抗耦合。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东方文化或者东方宗教，西方亦然。“圣母娘娘”与“天主”这两个看似不搭调的身份，在“真诚者”张马丁的努力下达成融合；“哈利路亚”与“娘娘保佑”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呼唤，在张王氏的世界里水乳交融。当然，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一个人（教徒）内心的真诚和善良。没有一个生命需要无辜地成为别人的牺牲品，每个生命都有追求梦想和幸福的权利。

 西方宗教（文化）并非天生具有优越性。李锐没有神话西方宗教，更没有以义和团式的野蛮行为丑化、拒绝；对于张王氏等人代表的本土宗教，李锐保留了一种民间的理解与同情。就像孤独的娘娘滩与宽阔的天母河一样，它们并不能成为独立的岛屿而存在，是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我一直认为，作家李锐身上流淌着鲁迅的精神血液。在一些随笔作品中，他对国民的生存状态有着十分痛楚直切的表达。作为一个严肃思考的知识分子，李锐在娱乐、解构成风的当下，拒绝投降，真诚、严肃地思考着人类的生存困境和民族精神的未来出路。

  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迎神会、义和团这些民间宗教组织，具有民间组织自身的特点。在中国漫长的乡土社会中，国民依靠血缘、地缘、亲缘而达成一种类似西方契约的东西。在光绪二十五年的时代中，黄皮肤、黑眼睛的东方国民“他们还都崇拜自己的祖先和一个叫做孔子的偶像，天母河平原上的先民们还相信另外一个叫女娲的女神。他们认为女娲开天辟地、用泥土造出了人，而且就发生在天母河岸边。”在主教莱高维诺看来，这些都属于“异教的迷信”。

  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我们看到李锐对本土宗教的理解与尊重。迎神节，这是天河村人共同的宗教。村民通过进香许愿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祈求仪式，表达自己“行房必得贵子”、传宗接代的美好心愿。天母河两岸的女人们是女娲娘娘最虔诚的信徒。她们把《十八春》绣像图卷当做男欢女爱的图腾，把谁也说不清的久远渴望变成永恒的信仰。

  为了保护娘娘庙以及由其所代表的民间文化，迎神会会首张天赐不惜冒犯天主教，以身殉了自己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说，热血男儿张天赐与真诚教徒张马丁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前者不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后者不愿意看到一个人为自己无辜死去而无动于衷，坚持要说出事情的真相。他们身上流淌着人道主义的血液，都以“真诚者”的人生态度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张天赐与张马丁身上，代表着两种文化、两种信仰，它们不是你消我长、不共戴天的关系，而是求同存异、互相融合的关系。中国的宗教，很多时候更接近于民间的迷信心理，这是不争的事实。撇开宗教教义，单从人的伦理、道德和情感上来说，以及表达人的虔诚信念方面，东方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具有令人折服、崇敬的东西，自成境界。

  在小说中，李锐用了一些民间的表达方式，比如张王氏阴魂附体、投胎转世、义和团刀枪不入的传说等。这些植根于民间的事物，自有其存在的根由。李锐并非一味地书写这些民间的离奇传说，而是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评判，尤其对义和团的书写，超越历史，自有价值。在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李锐从庸常的生活、固化的历史中超拔出来，带领读者实现精神层面的飞升，追求着更高的精神向度。

  每一次经济、社会的转型、变革，伴随的都是人心的徘徊与摇摆。如何把社会转型期间人们的挣扎、矛盾、困惑、追求表现出来，需要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强大的艺术张力。我们现在常常说到《红楼梦》的伟大，不是因为它事无巨细地描绘了大观园内小儿女的日常生活，而是它表达了那种社会即将瓦解崩溃之前，青年男女内心刻骨铭心的挣扎与冲突。在那样一个时代中，这些青年男女看不到黎明的曙光，需要面临的是漫漫长夜。最后，曹雪芹把这种内心苦闷的无法排解，象征为贾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斗篷在雪地里远去，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旷古之思。

  没有答案的悬念，比蹩脚的解决方案更让人刻骨铭心。评论家傅书华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漂泊”母题》中做过精彩论述。当我们的作家不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笔下主人公未来的出路，那么“他们”的悲剧或者命运，必然是社会性的。这种“无枝可栖”的社会心理，预示着新的生活。

  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李锐在小说结尾部分，运用了一个象征性、神话式结尾。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神来之笔。在这里，李锐把民间对菩萨的集体想象，移植到张王氏的身上。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坐在天母河边洗衣服的张王氏，以洗衣盆作舟漂然远逝，淡然微笑的脸渐渐模糊起来……“孩子们一时没有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只看见爽朗的秋阳下，收获过的大平原空旷，荒远，安详，宁静……宽阔清澈的天母河稳稳地流淌着。孩子们远远看见一个人坐在水面上流向天边。”

  这样寓言式的结尾，温暖恬静、人神幻化，让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李锐用古代诗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画面描写，含蓄地写出了作者自己的希冀，让人想起娜拉出走时那一声惊心动魄的关门声，以及觉慧离家出走时舟辑欸乃的划桨之音。作家不希望面临人生困境的张王氏在世俗的泥沼里蝇营狗苟，而是希望她能找到一个远离尘嚣、“清清静静不熬心”的归宿，见到光明。但这样的地方太难找了，作者又实在不甘让张王氏处于现在的困境，所以最后选择了隐喻的方式，让张王氏选择了“漂流”的姿态，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人类命运漂泊流向一个寄托希望的乌有之乡。

                                     2011年10月定稿于晋东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