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以新闻记者的名义谋生于新闻界。做过实习记者，做过记者，做过首席记者，做过主笔，做过专栏作家，做过部主任，做过编委，做过主编的职业历练，让我沮丧地发现：我距离优秀新闻人的距离还很远，而我，已经不再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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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6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倒数第三天，我在北京采访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我又在名牌杂志上撰写了一个成思危的稿子。觉得有趣，放在这里吧）

觉慧，我们可能不懂的那个大时代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骗了一无所知的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见到他的刹那，我不得不惊讶于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的痕迹。显然，眼前的成思危比电视上的成思危苍老些。

握手过后，他请我和同事们入座。我礼节性地寒暄着，心里想的却是，这就是57年前那个偷偷“投共”的理想少年么？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当时就职于《南方日报》的二姐，接应了他。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以社会主义为背景的新生活。

时隔半个世纪，成思危说起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态度从容，语气平缓，而在彼时的成家，他的出走，对他的父亲成舍我、母亲萧宗让而言，绝对不似今日这般云淡风轻。

三年前，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和成嘉玲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披露了当年的那段往事。一天，就读于进步学校，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跟母亲说，他要返回大陆。他母亲很不赞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成思危。成舍我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出来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成思危的母亲喊：他才16岁，要他怎么负责？

成嘉玲说，她母亲很惨，从此没有见过她哥哥。“文革”期间，她母亲写了几百封信询问成思危的下落。她认为，她母亲五十几岁就过世，跟想念她哥哥有关。

一个16岁的少年为什么要走一条政治上与父亲完全相反的道路？为什么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偷偷远行？

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采访时问过他。将近2年前，凤凰卫视的吴小莉问了他，卸任前专访他的我，还是问了他。

他认为我惊讶于他少年时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们青年，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他说，那个时代是中国大转折的时代，不单他，当时的香港，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希望。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的香港是一种潮流。

成露茜在台湾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她和她母亲前往参加成思危的中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唱国歌。她跟妈妈开口就唱：“三民主义―――”哪知其他人都唱：“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听到今天已是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她们母女才知道，成思危就读的学校原是个亲共中学。

年逾古稀的成思危回忆往事，跟我讲述少年的他为何瞒骗父母别离香港时，我记住了两个词，一个是报国，一个是冲动。

他说，和诸多别离香港的青年学生一样，他是心怀报国的思想来到内地的。

报国，是成思危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血液中最为沸腾的情怀。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的北平，面对虎视眈眈的日军，父亲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唯一男孩，出生于大家庭曾留学法国的母亲萧宗让，从小便教他四书五经。香港沦陷后，随办报办学的父亲在日军欺凌下四处飘零的成思危，早早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况味。

当然，冲动也是少年成思危的特质。“16岁，你想想”，成思危反问我，“现在16岁算什么啊？”他说，他那个时候比较早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抱负。

成思危将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巴金笔下的觉慧，是20世纪初被新思潮冲击唤醒的中国人，是敢于与封建主义决裂的叛逆者，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是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毫不顾忌、毫不害怕、毫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