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大多农民有这种想法，所以，浏阳市农村的季节性抛荒已持续数年,只种一季稻,成了当地村民的普遍做法。假如中国农民都是这种想法，那就是一个可怕的理念，粮食就潜伏着非常大的危机。如果农民都这样想，种田只为自己吃，城市人还要不要吃饭？可见周立教授的“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的话，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应该说，种粮只为自己消费的观念，是导致农田抛荒的主要原因，而种田不赚钱又是产生这种观念的祸首。
    上个月底，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做了一个专题《四川农田撂荒调查：粮价上涨种地反倒赔钱》，在镜头里我们看到四川省武胜县乐善镇黄角湾村70岁的李均华老人，家里的一片地长满了荒草，老人说，两个儿子都觉得种地不划算，所以到外省打工去了，土地撂荒了6年，家里的农具现在已经长满铁锈。4亩半耕地都撂荒了6年，相当于总共损失了24000多斤粮食。
    土地撂荒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武胜县乐善镇星村现有耕地470亩计算，撂荒100多亩，撂荒率高达21.3%。这个县2月份对全县撂荒耕地进行了调查，全县撂荒耕地3.2万亩左右，占全县耕地的总面积7.8%。四川本身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而武胜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可这个县居然有3万多亩的耕地被撂荒。重庆市的撂荒比四川省武胜县还多，有11%的耕地不再种粮。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估计，到2007年10月，全国抛荒耕地在9000万亩左右。
粮价在上涨，种田早已免税，国家种粮补贴还在增加，但为何农民还不愿种田？2007年国家的种粮补贴额度提高了一倍，每亩补贴提高到了51．05元，但国家对种粮补贴的提高速度赶不上生产成本的涨价速度。一年之间，碳氨的价格上涨了48%，而农忙季节雇佣人工的价格也从去年的每天30元上涨到了目前的50元；另外，种子农药等农资也都在大幅度涨价，每亩耕地的生产成本上涨了百元以上。农民算了一笔帐，以平均亩产稻谷900斤计算，目前的国家保护价是每斤0.79元，如果以0.80元计算，那么，每亩稻谷的总收入为720元，扣除400到450元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投入，每亩收入为270元到320元之间，扣除劳动力成本就是亏。
    在我的家乡有句顺口溜：“种田不知老，一年望一年好”。而现在一年却比一年收成差，种田哪能不老？今年春耕季节，我回到了家乡江西省余江县，对农民种粮进行了调研，当我走向田野，看不到往年那种春耕的热闹景象。只见几位老农有的在耕田，有的在搭田塍。我问他们，耗田时怎么不放些化肥做基肥，他们说，过去都放，现在不放，化肥太贵了。搭田塍的老农对我说，儿子出去打工去了，家里要不了多少粮食，少施化肥，产量低点，够一家人吃就好了。一位熟悉我的老农这样问我：“十多年前，你在家乡工作时大米多少钱一斤？”我说五毛多，他又问：“现在呢？”我说一元四毛左右。“那时猪肉多少钱一斤？”我说三块差不多，“现在呢？”我说十六元。“那时理一次发多少钱（洗头、剪头）？”我说一元钱，“现在呢？”我说二十五元钱。他说，算算就知道农民为何种粮养猪都没有积极性。农民种田没积极性是个普遍现象，《经济参考报》报道说，在安徽省农业大县肥西县，“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已降低到了近几年来的最低点”。《南方周末》对山东、河南、湖北、河北、江苏等产粮大省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粮食一直是中国头等重大的问题，但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却是种粮越来越难赚钱。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已经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基本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然而，粮食，棉花和油却是其中的特例。自从2000年以来，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一直通过中储粮总公司以抛售或收购的方式来控制粮价。2007下半年至今凸显的通胀问题更加强了政府控制物价的决心。今年初，为维持现有粮食价格水平，中国推出了严格控制粮食出口的政策，宣布对出口的57个粮食种类，包括小麦，稻米，玉米和大豆等，征收5%至25%的关税。
    要使粮食不存在危机，就必须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着力解决土地撂荒问题，我们以前想的是行政处罚手段，这个手段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要彻底根治土地撂荒，要从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入手，一方面加大对农民种田的补贴，另一方面协调好各个市场，调控好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的价格，使农民种田不再受制于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