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知达十六岁，再过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却丝毫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没来由地恐慌起来。那时候正是文革的最后关头，报纸上的舆论是今天批“左”，明天批“右”，搞得人们无所适从，就连这些中学生也感到什么都是乱糟糟的。同学们都没有心思上学，反正没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符合下放条件的全部得下放去农村。最关心的是怎样渡过下放的难关。
那时候下放的政策有了修改，几种人可以免于下放：一，家中的长子或长女可以不下放；二，长子或长女如果已经下放了，次子或次女可以有一人不下放；三，身体有残疾的可以不下放；四，身体有病的可以不下放。前三条是无法简单改变的，最有可能钻空子的是第四条：想办法搞个假的身体有病的证明好合法留在城里。
知达有轻度跛行的残疾，属于第三类可以豁免下放的对象。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因此在自己的内心更加强化了残疾的自卑和沮丧。如果是一、二类免于下放的人才值得高兴，对于第三类人，毕业就等于失业。在那样一个连健全人都大量待业的年代，残疾人是几乎没有机会进正规工厂就业的。第四类人比第三类人相对好一些，一方面他们的“病”不那么容易被招工单位看出来，另一方面，许多人原本就没有病，完全是通过关系假造病史以逃避下放。
知达整天想着这些，暗自为前途担忧，宁愿自己能和其他人一起去下放还好些。越想越觉得日子过的没有滋味，心里难免一天天郁闷起来，人也变得落落寡欢，沉默无语。有一天知达忽然自我意识到自己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觉得干什么都没劲，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知达在学校里原本就没几个要好的同学可以交往，可是有一天，就连这有限的几位要好的同学中的一位，也当面对知达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们说我是因为没有朋友玩，才只好跟你这样腿不好的人玩。”
知达听了这话，自尊心大受伤害，从此以后连以前有交往的同学也尽量回避接触，一放学就独自回家了。家里也不好玩，1974年的时候,知达一家已经从曙光学校的传达室搬了出来。孩子们都长大了,那里再也住不下,在政府的帮助下,住进了曙光学校后面的一间半平房里面。虽然住房面积比原来大了许多，但是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间半平房里，屋里除了摆满了大小床铺之外，还是几乎没有什么空地了。
身为中学老师的父亲和小学老师的母亲当时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臭老九”，再加上母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于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庭。生活在如此又穷又贱又反动的家庭，再加上自身的生理缺陷，让进入青春期的知达自卑到了极点。尽管心里明白不应该嫌弃自己的家庭，但是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却始终挥之不去。偏又多看了几本闲书，平添了几分傲骨，再加上几分多愁善感、寂寞孤独和被冷漠，便常常没来由地长吁短叹。
这样自卑自怨地独自伤感一段日子后，有一天知达忽然注意到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曾经在学校里喜欢与同学雄辩滔滔的知达，突然变得不能向同学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说起话来也有点颠三倒四，做起作业来更是经常“提笔忘字”。看同学们交谈得热火朝天、轻松愉快、充满笑声，知达却觉得味同嚼蜡。早晨醒来懒洋洋地，不想起床，还怕见人。由于家里没有可以独处的房间，只好很反常地很早就上床睡觉，因为只有躲在床上，才有一个小小的可以独自胡思乱想的空间。
(未完待续)
200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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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平
江苏丹阳人，客居广东东莞。外企职业经理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文会友，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