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台北辦公室一陣晃動，我當時只暗叫一聲「又是地震！」評估了一下震度，當下覺得「還好」。

 

畢竟在台灣，地震是家常便飯，如果不是很嚴重，我們通常不以為意。

 

但我還是立刻調派一組記者，前往中央氣象局，了解最新情況。

 

沒多久，消息回報，赫然發現我們感受到的地震，竟然是來自千里外的大陸四川。

 

「完蛋了！」我在心中盤算，如果震央遠在四川，台灣都還晃成這樣，那四川一定很糟。

 

果不其然，消息陸續湧進，四川的災情越來越嚴重；我的心，也跟著越來越沉重。

 

24小時，48小時，72小時，死傷數字快速增加，看著電視上那些怵目驚心的畫面，我不斷回想起台灣人的恐怖共同記憶：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

 

當時，這起規模七點六的大地震，奪走兩千多條寶貴的生命。當時，我們在新聞現場，看到的，也盡是斷垣殘壁、屍體橫陳的悲慘景象。

 

那時，整個中台灣好像煉獄，救援人員跟物資不斷湧入，採訪記者穿梭其中，努力把訊息報導給全台灣、乃至全世界的觀眾知道。

 

把時間倒回到九二一發生當刻，我曾經寫下一篇文章，記錄這段過程：

 

所謂的「災難」在來臨之前，是不一定有預感的。

 

那晚就是。

 

我一如往常，在晚間八點多回到家，吃過飯洗過澡看看書，一切再正常不過。只是那一陣子常睡不好，看自己直到深夜近一點鐘還睡不著覺，我隨手吞了一顆助眠藥，希望自己一覺到天亮。

 

第二天還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呢。我想。

 

依稀感覺才剛睡著，陣陣搖晃與暈眩的感覺襲來，好像搖了好久好久，有左右搖，也有上下搖；迷迷糊糊當中，我分不清是夢境還是真實，直到桌上擺飾一一傾倒，發出聲響，我才慢慢有點意識。

 

不知道究竟晃了多久，只知道實在晃得很厲害，這震動，歷經好久好久，才慢慢減緩下來。

 

這是地震。對，是地震！

 

其實助眠藥的藥效才正在發作，但一種很想知道狀況的責任感，卻引領著我扶著床逼自己爬起來。

 

四周一片漆黑。

 

我下意識要開燈。咦？沒電。

 

也試圖開電視。當然，還是打不開。

 

黑夜中，家人及鄰居打開大門，相互議論；而我，則頂著藥力未減的沉重腦袋，衝去車庫，打開車上收音機，試圖聽聽地震的最新消息。

 

飛碟電台、中廣都播出了即時消息，但大家只能重複「發生了大地震」這件事，沒有人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手機通訊中斷，我無法跟公司聯絡，詢問是否需要回去支援。

 

沒有多想，我立刻換上衣服，上街招計程車回公司報到。

 

整座城市陷入黑暗，印象中從沒見過這樣的景象，只剩下零零落落的車燈。

 

爬樓梯進辦公室，臨時發電系統維持著大約四分之ㄧ的電力運轉；包括我在內的記者們陸續主動回來報到，採訪主管隨後也趕到，立刻展開調度。

 

有幾組人被派去街上逛，看看有無倒榻的路樹或災情；我則先被派到氣象局，了解地震的震央、規模等基本訊息。

 

災情遠比想像的嚴重許多。

 

氣象局初步分析資料指出，這是發生在南投附近的淺層地震，規模達七點三，堪稱百年首見。

 

警方的消息陸續傳來，台北縣市都有大樓倒榻、民眾受困，中南部通訊中斷，狀況不明。

 

「連台北都這樣，中部一定更糟！」長官立刻派遣三組記者，連夜飆車下台中南投，我則從氣象局轉到「災害應變中心」，了解全台灣的災情。

 

那天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很多人一生都忘不掉的日子。

 

以上是我對九二一那晚的記述。

 

回到現實。

 

九二一的傷痛，讓台灣痛了至少一整年。許多人的親人、朋友，就這樣離開人世，一瞬間大家要面臨天人永隔的事實，心理上、情緒上都很難接受。

 

或許這就是上天給我們的考驗吧！

 

唯一欣慰的是，從九二一中，我看到了許許多多人性的光明面：來自世界各地，當然包括大陸的朋友們，全心全力協助救援工作，緊抓住最後一絲希望；許多台灣人當時正處在藍綠對峙最嚴重的氛圍中，卻能立刻放下政治紛擾，一起為災民祈福，一起為社會的心靈重建而貢獻。

 

在那時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是虛幻的形容詞。在眼淚不斷落下的同時，我也從朦朧的視窗中，看到些許希望的光芒。

 

天災，不可抗力。看到四川的朋友，遭逢這麼大的變故與災難，心情的沉重難以言喻。衷心期盼傷亡數字能夠減到最低，期望上天的考驗適可而止。

 

平常習慣臧否醜陋政客的我，這回可不可以跳出來譴責一下上天的劇本：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四川的朋友到底做錯了什麼，需要您用這麼多人命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