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部分地区已经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与“房地产危机”，重温名著《林家铺子》，不无益处。

著名现代作家茅盾写的小说《林家铺子》，以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前后的江浙农村为背景，通过描述林家商铺的倒闭，反映了本国小型商企在外患内乱时局中，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破产的厄运。1959年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曾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1965年初又被当做“大毒草”，因其“丑化劳动人民、美化资产阶级”而受到严厉批判。

市场中企业赔钱破产一般算不上什么重要事件，重要问题在于企业因何种因素陷入绝境。林家铺子破产的原因，主要是日寇侵略、内政腐败、民生凋敝，导致企业无法正常销售，多方均有索债需求且无法全部清债。尤其是党部官员打着爱国旗号对企业敲诈勒索、要钱谋色，使林家铺子越陷越深，最终也连累了店铺的众多债务人，并引发了见了血的群体事件。

企业与业主破产厄运之外，企业破产清偿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或“公共忧患”，主要有四种：

其一，劳工风险。因受到“失业刺激”而情绪波动，若就业与收入问题久拖不解，则成为长期之危险隐患，若同时伴随欠薪情况，则对劳工情绪更具火上浇油之效，讨薪方式和行为往往难免“过激”(林家铺子事件中没有这种情况)。

其二，债务人风险。该群体每个人都坚持债务清偿中有利于己方的“公道”理由，自主协商不成则相互攻讦。强势债权人仗势罔顾弱势债权人权益，像《林家铺子》里所述情况，淘空铺子可以偿还债权者七成，然而谁都想给自己争得九成或竟至十成，而小债主连大门都进不去，于是现场连哭带叫、一片混乱，这种情况下，在现场看热闹的“闲汉陆和尚”一鼓噪，一群小债主就决定去党部要求官方主持公道，终导致了“警民冲突”。

其三，“官祸风险”。官方、警方对“社会责任”麻木不仁，肆意粗暴应对民众，先为民间祸根，继而又大打出手，加深民间灾难，激化社会矛盾。林家铺子经营状况眼见好转，节骨眼上官方却以保护穷人为名扣了林老板，林家为捞人对官员贡献不菲，债主的恐慌却化为群起逼债，铺子就此绝了生路。而纷乱既起，个别警察还不忘调戏忧心如焚的小债主张寡妇。债主上访时，从警察背后跳出个“黑麻子”怒声喝打，骂道“不识好歹的贱狗！我们这里管你们那些事么？再不走，就开枪了！”在他督促下警察动了手，接下来就是混乱的人群踩死了张寡妇的孩子。

其四，“黑社会”伤害风险。具有特殊背景或一定“非正式能量”的债主，欲图优先清债，同时又出于不信任司法、不愿进入司法程序等原因，情急之下会秘密采取各种私人力所能及的行为，“黑势力”因生意兴隆活动猖獗且迎来壮大发展良机，暴力侵权事件乃至血案多发，一地治安恶化，民众普遍产生恐慌心理。

“新社会”也好，“旧社会”也罢，被划分为劳动人民、资本家、高利贷者或“社会闲杂”的那些人们，其人性还是老样子，如今处于债务关系中的当事人，心态与行为和《林家铺子》里的各色人等并无多大差异。存在明显差异，或者说可控、可调、可有较大变化的地方，还是政策、执政态度与权力作为。

《林家铺子》里强势债主的索债与谈判资格，是警力保护、维持的结果，作品于此处揭示本社会“阶级压迫”和“官商同盟”的权力性质。对债务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取何种态度和作为，确实是个问题，而如今理应不成其问题。对弱势债主来说，行政与司法没必要公然裁决他们债权排后；对讨薪员工来说，只要权力和商家方面不是极端无耻，按法定的清偿顺序则难有欠薪的情况发生。

不过，林家铺子的债主，没有官员和司法人员以及其他“公仆”，否则，权力对林家铺子的作为将大不同于小说所述，故事就不是这个故事了。小说里的官商联盟并非体现于“官银”进入小企业营运，权力打压林家铺子的原因并不包括官员财富有亏这一项。

而如今实权人物若参与放贷成为企业债主，那么在放贷与索债事务中自然具有绝对优势，而这种“事实特权”会对各环节的公平实现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弱势群体的权益必会严重受损。故而，对公务人员放贷、清债情况需要追溯倒查，找出贪腐线索，这样做为的是惩治大贪，杜绝公务人员进入民间信贷称霸为祸。

上世纪30年代的官方权力与现政府权力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也是可以粗暴对待民众而不受制裁，但并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任民营经济自生自灭，比如不审批土地、不指导、不统筹等等。因此，那时的官员一看到有人为(该由民间自行处理的)债务纠纷而聚众上访，气就不打一处来，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们管不着这种烂事。而后者以政策干预或直接的干预活动很多，新传统之下，除了政府之外谁都失去了干预解决公共危机的资格与能力。故而，当代中国只有政府负有经济与社会稳定之责，其他所有人只有作壁上观的份儿。

高利贷危机中，政府当以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为重。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实现公平正义，而资金流注入等扶持性的经济手段，在“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背景下，其实对此难说公平、正确与否。所以我说：政府在民间信贷这领域主要做这两件事：第一，自己不黑；第二，进一步高标准要求，在自己不黑的前提下，也不许别人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