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虽然一般市场意义的竞价交易都应该是价格者得,但这种交易也有其局限性的。它大都发生二级市场、或者非包含人力资源的资产上的交易。比如一台机器,比如一幅土地,比如一个住宅等。但对于含有控股权的(想这次百分百的股权转让)且处在经营状态健康情况下的公司,却不能这么静态计算。尤其是一家高成长、有大品牌且是市场公认最好团队正在出色管理的企业,它在市场上的全股权转让,其核心的价值计算,尤其不能只算账面资产,而要有一个对团队,即对人力资源的价值正确计算。这种计算才能是公允的计算。但这种公允计算在中国却是相当难以操作的。
因为在中国,国企的高管一般都是组织安排的,即便这些高管是一个公司成长和继续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我们也很难对这样的公司团队进行国资管理口径的价值计算。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建立健全国企管理体制、经营体制和奖励机制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但总体说国企的价值评估是稳定在资产价格的计算上了。这个资产价格计算有一个政治上少有人可以挑剔的说法,叫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
对于经营性资产,无论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种保值增值的计算都是比较容易的,也相对容易客观。因为这是可以通过评估、审计进行财务处理的。但对于组织安排的领导企业发展的团队来说,这种保值增值的方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在市场上杀出来的企业来说,我们对这样国企里的高管经常面临着无法评估,其作为企业家的价值底有多大,他对企业的价值有多大。
我们可以认真面对并高度认可乔布斯和苹果的关系,但我们肯定无法拿这样的关系去评价上海家化和葛耀文的关系。历史虽然不能倒推,但通过类比——比如类比改革之初就经营情况和品牌效果都不比上海家化差的白猫、中华牙膏等本来闻名全国的家化企业,我们也许可以现时很实际地推设出假如没有葛耀文,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海家化可能早就在市场大潮中淹没了。
但上海家化没有倒,这却不是国企的惯例。不仅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及其效率对上海家化这样的市场充分竞争企业来说,的确无法胜任(这不仅对比白猫可知,放眼全国还有几家国企的家化企业还存在?);还因为从某种角度说,像葛耀文这样的能够管好充分竞争行业里国企的企业家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不可复制是不能拿来证明国企可以不退出一般竞争行业。
恰恰相反,这种不可复制是国企退出一般竞争行业最优的选择,是提高国企改制效应的福气。国企改革能够做到这个选择不仅可以让国企保值增值获得最佳口径,也可以让想葛耀文们那样至今还苦心经营国企的老总找到他们作为企业家的价值所在——那就是让葛耀文这样的曾经管好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充分竞争行业国企的老总,找到更合适他们带领企业成长的途径。
而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改变,是我们对国企改革的重新定位。即国企全面改制,我们不仅仅要计算国企资产的存量,还要对这些存量的来源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这种估计是建立在对国企高管的高度尊重之中的。这种尊重其实就是企业家价值的认可,也是对一个好的企业家对一个好的来之不易的企业价值的认可。它要包含这些企业家未来领导企业继续发展,获得应有财富的奖励,虽然这远远不够,没有这一点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上海商报社论未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