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在汶川大地震中目前死难的两万多人民沉痛默哀！对目前仍然战斗在救灾第一线的人们表示感谢和支持！ 

2008年5月12日，中国崛起之路上的一个最悲惨的日子，四川汶川注定成为与唐山一样的名字，让我们及子孙后辈永远铭记！截至5月16日14时为止，汶川地震死亡已达22069人。笔者本人虽然在远离四川的湖南，但12日在四楼办公室亲自感受大地震波冲击，整座楼摇晃且墙壁鸣响，至今心有余悸。与许多远离灾区的普通人一样，笔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捐款，余下的全部时间就是全力观察和阅看来自灾区的任何资讯，包括电视画面、互联网上的图片、文字报道、论坛网友提供的各种消息和言论，还有国际间的援助和来自华人圈的援助等各类消息。在一次次感受大自然无情而造就人间地狱般的场面和人间有情的救援场面，无不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四天来，我曾一次又一次自问，为何我中华崛起之路如此艰辛和多灾多难？不止一个人说过“9.11”恐怖事件改变了整个美国，而当我们从巨大悲恸中冷静下来之后，要问的是汶川大地震会改变我们什么？它会对我们未来一年、二年甚至更长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造成的什么影响？就象我们至今仍然对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一样——虽然不堪回首，但仍然时时回首。 

自然大灾难往往与中国社会大转型如影随行 

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次改朝换代，之前的自然大灾难往往成为加剧社会矛盾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东汉末年，水旱、虫蝗、风雹、牛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张角等暴民乘势而起，酿成黄巾大暴动，各地豪强纷纭而起，汉朝延失去对全国统一的控制，国家被一分为三，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内部分裂战争，民不聊生。唐末、宋末、明末、清末无不是自然灾害不断，朝廷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官员对自然灾害处理不力，激起民变，最后以旧朝廷覆灭和新朝建立而告一段落。中国这种改朝换代虽然称不上是“社会大转型”（农业社会的性质没改变），但毕竟还是改变了新的上层统治阶层，封建国家通过这种统治权的转换，暂时又获独了新的发展动力。

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之后，建立政权统治中国大陆，到目前为目差不多六十年间，由于国家幅员辽阔每年各地小灾不断，但有三次自然的重大灾害举世瞩目。第一次1959年至1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自然灾害几乎可以看成是中国“一、二五”建设时期良好势头的终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极左的激进发展思路，在自然灾害的伴随之下，加剧了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此后没几年，中国由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转向有“十年浩劫”之称的文革时代。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文革十年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系，但文革确实是从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不久就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成为建国初期良好开局与“十年文革浩劫”的“分水岭”。

到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20多万人落难，这个时间段也是非常“巧合”的。因为就在这一年，共产党几位高层实权人物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在短暂的过度期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第三次崛起，才宣告文革正式结束，开始了此后30前改革历程。由此看来，唐山大地震又成为中国由高度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向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分水岭”。

唐山大地震之后，时隔三十多年，四川汶川再次大地震，强度与唐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句话：大地震动，是否在预告旧时代的终结和新进代的来临？ 

如何处置自然大灾难是检视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试金石 

有一篇很多人都看过的小文章，题目是《大难来了，是谁牵住你的手？》，文章的主体意思是只有在大灾大难的重大变故中，才能识别真正的人情冷暖，所谓危难之际显身手、江河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大陆取得政权之后，就一直宣扬其所建立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制度或体制的优越，并非是歌声里唱出来的、报纸里写出来的、电台里讲出来的、新闻联播里放出来的、网络上“和谐”出来的。体制的优越性，老百性心中自然有杠称，老百姓在长期地对不同国家不时期的体制观察和比较中，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仅只是听其言（是指执政者的宣传），更重要的是观其行。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其实就是承认过去或现行体制中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优越，需要通过改革去除体制弊端，或者说这一体制还并不如其所宣传的那样“XX制度好，XX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体制变革、社会转型已实践了三十年，我们看到，中国现体制在纵向比较上，已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在横向比较上，虽然受西方影响，但中国的体制与西方主流资本主义体制差别非常大，与东欧及苏联解体之后的原共产党国家转型之后的体制也不相同，同样还迥异东亚强国韩日的体制。中国已非常自信地将自己多年演化而成的现体制称之为“中国特色”。

我认为，衡量一个体制的好坏，有三条标准：一是富民；二是强国；三是抗天。富民是针对国内人民的，是国家体制优越性的第一试金石。一国的制度不能保证国民生活富裕、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则不是好的制度。在国家建设中，优越的体制就是防止人民被贫困侵犯，藏富于民；强国是针对国外的，是国家体制的第二试金石。强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而不受另一国家的干涉，国家民族整体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发展的自由，而不受外人左右、干涉及侵犯。在战争年代，优越的体制就是保证在与别国战争中取胜，打败敌人。其次是实现国家统一；抗天针对大自然的，是国家体制优越的第三试金石。优越的体制能非常好的防止人民免遭自然灾害的侵犯，或者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损失降到最低。

因此，具有优越制度的国家，能保证人民免遭贫穷的困扰、免遭外人的欺凌、免遭自然的伤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才是幸福的，这样国家的统治者，才是人道的值得称赞的。

当我们拿着上面的三块镜子，检视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我们会发现被国内或国际很多人推崇的美国体制，虽然在富民强国上面无可挑剔，然而当2005年9月卡特林娜飓风袭击美国之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号称或自称人类最民主自由的体制的优势之处，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市之后的几天里，当地出现的抢劫和无法无天的严重行为，政府不作为，全市陷入混乱，数百名警察擅离职守……最需要政府的时候，政府却不见了。

毫无疑问，体制的弊端会让一个国家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惨遭比天灾更可怕的人祸！缅甸军政府对热带风暴灾难救援迟缓，几十万人丧生，便是明证。 

汶川大地震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前面讲过，危难之际，最能证明人性，也最能识别体制的优劣。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看到，共产党政府在处理危机上的表现——迅速及时、透明公开、人本情怀。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对灾害处理的一整套机制已日趋成熟：政府最高层高度重视——调动军队——多力量多策略打通灾区与外界救援通道——各种现代化手段调动——后方动援捐助救援能力。这系列高难度动作，竟然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一气呵成，这极大地说明了三个大问题：

1、大地震将对中国转型社会过程中的民族性格朔造起重要影响。大地震让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再次得到证明。大灾仅仅发生四天时间，全国的捐款、捐物、捐血风涌而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城市到乡村，从老人到小孩，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去动员捐赠，大家都是积极主动自愿。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互发短信，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捐了没有？改革开放，增强了我们的物质力量，让我们普通民众有表达爱心的物质能力。而这次地震更是给全民族进行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大灾之后，调整了极多人因利益之争而扭曲的人性。爱心是有感染力的，当周围人都在热泪盈眶之时，硬如盘石的强盗也会心软的。因此这次大地震应该是一场独特的教育课，从根本上涤荡了全民族的心灵。

另一方面，面对大灾之后的遍地断壁残垣和几万人的生离死别，众多的中国人会重新审视家庭、亲情、生命价值、物质生活、财富等问题，对转型社会过程中的民族性格朔造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2、大地震将对 “大政府小社会” 的中国体制得以强化。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人生价值观念影响之下，国内的许多新“右派”一直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我们要理性看待，在构造经济自由竞争方面，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框架是正确的，但面对大自然的灾害、战争、祖国统一等大问题上，强而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发生自然灾害之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利关系使得政府救援行动计划得不到迅速执行，结果引起人祸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的行政体制虽然有诸多被指责的弊端，但在大规模组织和动员能力方面，在统一性协调性方面，则显出其效率性，这点，就连国外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甚至有媒体建议在政府救援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 

3、大地震既是可不避免的天灾，但也是借机重新朔造中国国际新形象的机遇。笔者这样提，无意对地震死难者不敬，而是地震既然已不避免发生了，我们就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看能不能从大地震这件大坏事中找出一些有利于将来国家发展的好事出来。前段时间，藏独事件、火炬传递事件等，我们对外媒歪曲的报道伤透了脑子。但这次救灾，无论是政府的行动还是普通的民众的行动，还有军队的行动，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次地震灾害，以更大开放透明的态度，面对世界，让世界充分认识中国。目前大灾初期，情况复杂，不利于外国救援队的进入，但灾后重建，完全可以接受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捐助。中国目前不仅仅是需要一百多年前林则徐那样睁眼看世界的本国精英，更需要象白求恩和斯诺那样睁眼看中国的外国精英。 

一个人会在经历大事件而变得成熟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一样。如前所述，大灾难往往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希望这次大灾难能成功的朔造转型中的中国国民性格，进一步促进中国政府的民主改革，增加开放性和透明度，获得新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尊重，加快中国融入国际的步伐，从而开创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