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由奥运和西藏问题引发的中西风波，给中国的国际公关提出了新的课题，北京安邦首席分析师、集团董事长陈功、旅法学者陈彦、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做客《听风录》，探讨在全球化的当今，中国是否可能培养出在国际上有威信的精英文化阶层，向西方发出客观而理性的资讯，以抗衡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邱震海：欢迎收看《震海听风录》，由西藏问题引发的中西风波，最近稍有平息，但是由这场风波而引发的中西双方一些深层的问题却并未就此消失，相反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不断的发酵。

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当这场风波达到高潮的时候，除了第一线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民间抗议者之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学者和所谓的文化精英们，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政府发言人和民间抗议情绪终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本该承担重要而关键责任的中国文化精英们集体失语，这个原因又到底在哪里？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回答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安邦集团分析师陈功、贺军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中国文化精英何以“集体失语”？

解说：藏独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以及CNN主持人卡弗蒂的辱华言论，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

安邦集团分析师贺军和贺军最近撰文，认为在这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只有如成龙、陈冲这样极少数的华人文化精英站出来批评西方的偏见，而以往中国国内风声水起、大得其利的所谓文化界大腕儿们，却在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时代考验面前，集体失语了。

另一方面，对于这场由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中国在国际上难以发出声音，实际情况是，即使发出声音也根本没有人愿意倾听。

因此，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也就是具有国际地位的政治文化精英阶层，担负起向西方社会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以改变西方媒体一边倒的不对称资讯传播状态。

邱震海：好，现在我们就请出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北京安邦集团的董事长以及首席分析员陈功先生，你好陈先生。

陈功：观众朋友，大家好。

邱震海：中国的学者和文化精英在这场中西风波当中，用你的话来说集体失语，我觉得这是非常准确也是非常尖锐的观察，先请教一个问题，就您个人的观察和分析，中国文化精英们集体失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各种复杂原因导致学者“失声”

陈功：这种原因的话应该是可以说是多方面原因吧，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它的背后有非常长时间、深刻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些长时间的体制性的一些因素，也有一些人们习惯性的因素，有一些社会性的因素。

但最重要的，我想应该是政策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文化，文化和相关的教育；第三个应该是渠道方面的因素，这三个因素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声音的发出。

邱震海：您在文章中建议，您说中国未来应该培养一批所谓的具有国际影响，同时也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可、有信誉的一批文化的精英来和西方进行对话。

在我们谈这个可操作性问题之前，先定义一下，您所谓的能够被国际社会所信任的、懂西方的文化精英具体来说是指什么？是指刚才那些集体失语的、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的学者吗？

官方学者难以承担沟通使命

陈功：这些官方背景的学者，很显然，我们通过这次圣火传递的过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不能够为整个西方社会所接受，或者说充分的获取他们的传递的这种信息，这个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这种缺陷了。

海归学者需要本土化磨练

陈功：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多现在从西方留学回来的这些年轻人，进入到了国内的很多的层次，这也是他们的一些各自的这种追求。但是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海归的话，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经历或者磨练，本土化了之后，具有了国内的这种比较深刻的社会和人文方面的经验之后，才能够为西方社会所接受。

中西沟通需要独立第三方声音

陈功：总的来说的话，能够有起到这种作用的话，一定是独立的、第三方的声音，而不是说仅仅是像国内很多人所想像的那样，没有这种独立的、第三方的声音。

如果仅仅是一个，打个比方来说的话，他只是个单声道的声音，一旦被封闭，这个立体声就唱不出来了，单声道远远不如一个立体声会取得更多的共鸣。

邱震海：好，您说的是独立的学者，刚才我们又说到，中国现在官方学者集体失语，背后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原因。在目前这种政策上自框架底下，您认为中国有产生独立学者，或者像您这样所说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土壤或者时空环境吗？

独立学者产生需要空间

陈功：我了解这个社会上，确定大家学界也好，社会各阶层也好都对此抱有疑问，我跟大家的意见也许有些许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认为对这个事情，还是应该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这个事情的重点是要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空间问题，你给他多大的空间去发挥，有空间他才能够成长。

独立学者产生也需要资源

陈功：第二个就是利益和资源了，这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有利益和资源，能够允许他们获取一定的利益和资源，他自然就能够成长，这两者是最关键的。在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这两者都不充分，所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局面。

邱震海：您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您说中国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可以培育的吗？如果培育的话是不会成为一种组织行为、国家行为，如果是一种组织行为、国家行为，又怎么成为独立的第三方，又怎么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独立第三方空间尚有限

陈功：我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最最重要的就是空间和资源，空间和资源，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环境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如果说发表了一些特立独行的意见的话，还是很受社会关注的，甚至说立刻就会感受到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这种压力，这就说明他的独立、第三方声音的这种空间还是非常狭窄的，没有得到一个环境方面的这种支持。

资源方面也非常有限，资源的话，尤其是大量的经济资源被集中使用，这样在我们就是常说的那种体制内的这种机构和学者，文化也同样如此，他们是利用了这种最大量的这种经济资源，这种独立的机构和力量，他们既是想为这个社会做出自己最大程度的贡献，但他们也没有或者说无法获取能够得以让自己发展的这种资源。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让我们稍微等一下，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听听来自法国和新加坡方面的意见到底怎么样？在我们法国现场是旅法的政治学者陈彦先生，你好，陈彦。

陈彦：你好。

邱震海：您长期在法国生活，对中西文化都有相当的一个观察和研究，您怎么看陈功先生他们的建议？

以技术手段切入是否可行

陈彦：我觉得他这个建议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只是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思路，就是说以技术手段来寻找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

这样一个思路我不是说完全不应该，但是这个思路是不够的最起码，就是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当然应该寻找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同样的也需要从政治方面解决问题的办法。

邱震海：您所说的从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具体是指什么？

陈彦：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一批精英，有一批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精英来同西方社会，同西方政界，同西方的经济界进行对话，这个是完全必要的。

精英培养应伴以内部改革

陈彦：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对话的本身，不应该掩盖我们自己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变革，这方面的改革，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问题仅仅留在这种以一批精英来对话的角度来去解决的话，恐怕有些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邱震海：好，这批精英到底是让他能够自发产生，还是能够培养，培养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情况，从西方的眼光或者西方的经验来看，具有国际地位的文化经营的产生，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在什么样的土壤上能够产生这样的精英？

精英产生需要更多公共空间

陈彦：我是在想，刚才陈功先生说的也很好，他说的最大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空间，一个是资源，这个实际上是把问题已经展开了，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恐怕不完全是培养出一个精英这么一个问题，而且需要更多的空间，需要话语空间，需要社会空间，需要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应该是开放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有一批精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用其他的提法也好，我觉得精英提法本身也不完全是一个很恰当的提法。

这个如果是按照精英的提法，有更多的社会空间，我们就是说从社会当中，他就应该能够产生出一些不同于官方立场的，或者是不同于民众的下层立场的这种声音，实际上多元社会是随着空间的扩大来产生的。

公共空间有助产生独立思想

陈彦：从这个角度来讲，精英阶层也好，文化阶层也好，也会就出来了。

邱震海：好，我们今天看的情况并不是在于是不是要培养或者是如何培养，而在于培养的土壤是不是存在。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听听新加坡方面的意见，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员杜平先生，你好，杜平。

杜平：震海，你好。

邱震海：你好，从新加坡的角度怎么看陈功先生的这个建议？

杜平：从新加坡的角度也好，或者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也好，但是我觉得应该从国际的角度看比较好一点，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看出了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中国确实是缺少能够与西方世界进行有效的沟通的精英团体或者精英分子，不是没有，但是现在太少了。

西藏事件暴露中国精英困境

杜平：这次西藏拉萨事件所出现的一些国际反应，就明显的暴露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能够促进大家朝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去思考。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国确实并非没有试图培养一批与西方对话交流的精英分子，比如说60年来开始，至少60年来开始，中国政府就选拔一大批的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到欧洲国家或者美国去学习，上中学、上大学。

精英培养：不能以体制为核心

杜平：可是这样一个培养回来以后，又回到这种体制以后，他们一方面他们没办法施展，另外一方面很多很多的约束太多了；所以总体上来讲，按照以这个体制为核心来培养一些所谓的精英的话，根本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现在，就是刚才陈彦先生讲的很好，有技术问题，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的话是不可能，只能是治标不能治本，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最恰当的比率就是足球，中国足球。

虽然少年那一批青少年派到巴西去，确实是在可以培养，可是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环境不可以，没有多少人去喜欢打足球，或者是群众基础太不好，所以就说你整个的环境不好，即便是拿回来，你学到技术提高了，但是还是没办法跟外国人竞争，这是很重要的。

乒乓球模式：全民发展人才辈出

杜平：我觉得中国对西方交流，要学习中国的乒乓球，这样的话人才就辈出，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你无往而不胜，这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培养从目前来讲，陈功先生他们提的建议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估计他们可能，大概很多问题不敢，不太好很明确的提出来。

政府主导难以说服西方

杜平：实质上就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刚才他已经讲了，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你是不是允许这样的人能够自由的、自然的产生出来，让他们自己本能的为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去发挥，而不是说政府来指导。反而是政府出面的，或者是政府在背后操纵的，都不可能达到说服西方的目的。

邱震海：好，如何做到民间自发的产生，既要锻炼中国的乒乓球运动，人才的辈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就有关跟中国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展开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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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好，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和西方之间呈现日益复杂的一种态势，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文化精英来跟西方进行对话，但另一方面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和文化精英们集体失语。

一方面迫切需要培养这些懂得国际的文化精英，但是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似乎又难以产生这样的文化精英，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进行讨论。

有文章的始作俑者陈功先生，同时有巴黎的旅法的政治学者陈彦，同时在新加坡有《联合早报》的杜平评论员，你好，三位。

首先我想请教陈先生，陈功先生，刚刚您都听到了陈彦和杜平分别指出的一些问题，就您的文章的原始的想法，所谓的培养而言，到底这个培养或者培育是什么意思？它应该是一种官方政府的行为吗？就像一如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杜平先生所说的培养外交官这样的一种政府行为吗？还是应该是一种放宽公民社会自由的一种自主的行为？

精英培养呼唤体制改革

陈功：刚才我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空间，一个资源，空间和资源本身它就是一个环境方面的东西了，所以说我同意陈老师、老师的基本观点，它其实就是一个环境方面的这种适度的放开，也是一种体制方面的改革。

如果没有这种的变化，没有这种改革，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将来无法面对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以往的这种体制在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面前，明显表现出了这种不适应。

邱震海：好，陈彦，陈彦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彦：我现在想的就是说，这个空间当然是非常之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够涌现出一批有话语能力的，能够直接同西方对话的，这样的一批人，那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中西对话：以何种价值观为基础

陈彦：现在我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应该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可能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价值观点之上来同西方对话的。

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说我们强调的是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跟西方的价值观能否接轨？或者是应不应该接轨？进一步说，我们是不是承认普世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都认为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等这些价值观是不是普世的价值观？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观

陈彦：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批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文化精英，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同，甚至在西方说话有一定的话语权，得到西方的认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的前提是，首先承认有普世的价值，在这个共同价值的共识基础之上，同西方对话。

否则的话我们强调自己的价值，如果自己的价值有的话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澄清。

邱震海：关键问题是说。

陈功：我倒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必然的，充分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体系都是存在的，他很重要的是一种阐释，而且这个文化价值体系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广泛。

普世价值被西方狭隘化

陈功：大家都注意到了，西方现在社会当中强调的普世的这种价值，说白了这个普世的价值无非就是人权、民主，而且人权和民主被西方国家定义的非常非常的狭窄。

也就是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压力，打着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要求我们去接受和承认。至于其他的，中国上下五千年所存在的，大量的这种文化价值方面的这些内容，我倒并不见得认为西方现在有充分的兴趣去听取，去接受。

有一个谁接受谁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我举个例子，可能是不太恰当的例子，我认为达赖就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文化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语言系统能够被西方所接受。

达赖语言信号何以为西方接受

陈功：我想要问的是，我们在独立、第三方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物能够在西方达到同样的地位和影响力呢？如果说没有，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未来进行改变的。

我也不相信达赖一开始能够，就能够达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语言，他所要表达的这些内容，西方人就能够听得懂？这也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但这毕竟是一个解释性的一个过程。

有效阐述有助中西沟通

陈功：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否定前两位老师说的这种观点，我想说的就是阐述、阐释，有效的阐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告诉别人过去别人所不懂的、不理解的这些东西，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极端重要的一个东西。

邱震海：杜平你的观点？

杜平：以上两位陈先生讲的话，部分的我都同意，但是部分我也有点自己的看法，因为刚才讲到就是陈功先生他的文章里面讲到就是，中国的大部分精英分子，所谓的大部分精英都没有，都失语，都说不出话来，只有陈冲、成龙。

自由土壤有利精英成长

杜平：陈冲和成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我们可以从他们俩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和他的生活的背景可以看的出来，为什么在没有故意、刻意培养的情况下，会产生这样两个能够代表中国人，或者是让西方能够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这两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与两种文化里面，让他们自由的发挥，让他们自由的去成长，自由去接受。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可能在一方面，希望培养有这样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些人的成长最后的结果不放心，或者会受到西方影响，或者包括种种方面的都是一样。

须充分信任精英阶层

杜平：所以，这个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说很多信息，很多的这个文化的，你要相信，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老百姓，相信自己的一些精英分子，让他们去判断，让他们去吸收，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他们真正了解西方，包括陈冲这样的人，你说她在政治上，她又不是党员。

成龙更不是，他为什么能够在这样,遇到这样关键的时刻为中国人说话，他不是西方人，他就是首先，我们不能否则所有的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他都有为自己国家奋斗和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这种理念，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一方面，也要允许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成长，让他们吸收新的东西，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邱震海：对，这关键问题其实所谓这些，像陈功先生所的独立的第三方的，这个民间的文化精英，出去对话。第一次是说什么，你说的东西是代表这个官方的立场，还是代表你自己独立的第三方的立场。

第二你说完之后，回来以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的氛围、土壤又能容纳你多少，我想这可能是决定，这个这些所谓的独立文化,能不能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陈先生你的意见是怎么样？

社会发展需要“立体声”

陈功：我想这是一个过程，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立体声，它应该有共鸣，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果仅仅是一个声音，单声道的，那么它肯定不是一个立体声，那它是无法被，你从它从中，听到这种美妙的音响。

那么，我们过去的问题，恰恰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单声道，即使说很多西方，非常了解西方的人回到了中国，他就学也好，他工作也好，他在体制内的各种各样的机构、部门去工作也好。

海归学者往往被体制同化

陈功：我们原来寄托希望，他能够把西方的，对西方的了解和知识，能够加以了解和把握了，但实际上一旦进入了一个单声道以后，他无法发挥这种作用或者被无效的发挥。

邱震海：被几次做同化。

陈功：对。

邱震海：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您刚才说的这么一个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渐进的过程而言，这个中国目前处于渐进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坐标系上？

信任度建设：中国社会进入拐点

陈功：我想，我先讲一下我的意见，我记得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就叫做“信任”。这个我想这个社会最最重要的，我认为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拐点，这个就是信任度的建设。

这个信任度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独立、第三方的群体也好，对其他的利益阶层的意见领袖也好，我想现在已经到了该给他们，一些这个空间和这个渠道去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个时刻该赋予给他们。

邱震海：你说到该给他一些信任，该赋予他们这些信任，但实际情况呢？信任有没有呢，现在？

信任度建设节奏应逐步加快

陈功：我想，现在目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社会的话，那么这个进步也是很明显的，逐渐的已经在给他们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度的这种建设的过程，这个节奏一定要加快，现在的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与和谐社会的这种形成和标准来说的话，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邱震海：如果，说要加快这个速度，按照三位的意见需要些条件是需要完成的，一、二、三，有哪些环节是需要可以去切入，或者可以去突破的，陈先生和杜平二位的意见怎么样？

不应忽视西方内部多元性

陈彦：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因为我谈过了一个价值问题，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在西方其实他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他有各种声音同时出现，刚才陈功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是多声道的。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能，我们可以有时候用西方或者中国用这个中西这种二元的这种观察，来对待这两方；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在西方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即使在很关键的时候，就是具体的某一些重要的事件的时候，他都是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的。

中国内地也应有多元声音

陈彦：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中国方面也应该我觉得也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就是说他同时我们可以容忍对这个西方的价值，我们完全拥抱这样态度的声音。

同时我们也可以完全站在自己传统的价值观的利益上我们来发生，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不同的声音会合、讨论，这样予以充分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才可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这个话语空间。

这个话语空间反映了这个中国社会多元的这个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不同的声音，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这个对话也好，或者说是解释、阐释也好，才能真正的产生。

邱震海：好，这个中国未来到底如何来跟西方进行这个话语空间、价值观上面的互动，这个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当然这方面在华人社会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新加坡，广告回来让我们看看新加坡的经验，对于目前和未来的中国到底有哪些借鉴和参考价值，不要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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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好，欢迎再次回到《震海听风录》。

当中西风波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需要我们的独立的学者和文化精英的时候，文化精英和学者们集体失语了，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遗憾，也是非常唏嘘的一个现象。

同时刚才我也说到，在我们的华人圈里，新加坡就有一些现成的经验，也许对我们有一些参考和借鉴的。那么有关信息我们先请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员杜平先生，你好杜平。

杜平：你好，震海。

邱震海：首先，谈到刚才我们集体失语，从新加坡角度或者从你个人角度，你怎么看文化精英们集体失语的这种现象？

学者“失语”引人深省

杜平：集体失语这四个字，对这次的拉萨事件以后，这个对中国的集体所谓的集体精英，精英集体作出了一个，我觉得这个评价，相当的很有意思的。

你最早说是很准确，我觉得也是比较公平的，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就是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代表中国说话，或者是发表自己观点的那些精英分子，突然又一下子不见了，或者我们听不到，至少我们从外面来讲，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看不到他们比较有利的声音，看不到，确确实实是这样。

关键时刻：民众挺身护国

杜平：我们相反看到的是，就是平常默默无闻的，就是甚至被认为，就是被大家认为愤青的那些广大的网民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确实是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我们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这样的人，真正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维护国家的利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东西呢。

中国是否真有具责任感的精英

杜平：所以，对文化精英这几个词，我们觉得是不是应该重新的定位一下了，就是至少我觉得就是是不是有真正的有那么多符合这个时代的精英，是不是不是有那么多与中国目标的，能够为中国发展的目标，能够为中国发展目标服务的那些精英分子。我记得，可以成为一个疑问，我觉得现在如果都认为，那些认为自己是精英的人，应该有自觉和特别的感受。

邱震海：其实，精英两个字，应该审用才是，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学者，就像我以前曾经说过那样，这个读书人并不等于知识分子，读过书的人远远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国际公开须先改变国内环境

杜平：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精英分子再回到这个话语权的问题，就是国际公关的问题，我觉得说到底，说实话，就是所谓的国际公关无非就是，先把自己国内事情做好。

当中国老百姓，当有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都认为他们自己生活，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还有其他的人文环境，都是很满意的话，如果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在这些领域的一些优质远远超过或者是至少不落后于落后西方的话，中国也没有必要搞什么国际公关了，让大家看看就是了。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中国在很多地方做的不好，确确实实不好，所以就需要国际公关，可能下工夫，这个国际公关下工夫。事实上，如果做的好的话，也不需要做这种公关。

邱震海：这个国际公关，虽然说来说去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我想技术层面在操作层面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就操作和技术层面这一章来说，你觉得新加坡的经验有什么可以供目前的中国有一些借鉴和参考？

应对西方：新加坡经验可参考

杜平：我觉得，其实我对新加坡，对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我有比较长时间的观察，但是因为新加坡国家很小，在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方面跟中国差别很大。

所以有的东西就是，做起来可能对中国来讲，不是说中国应该学习或者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有几点，就是值得，目前中国在崛起的时候，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真正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李光耀善于西方媒体打交道

杜平：第一个，我觉得新加坡就是政府领导人特别是李光耀资政，非常善于跟西方媒体打交道，你比如说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只要需要的时候，或是到西方国家，媒体他需要接见，他都会非常坦诚的，非常诚实的把自己的观点把新加坡政府的立场表达出来。

这样他首先，是因为对西方媒体的这个掌握的程度非常的很到位，其实你像他对美国、英国的报纸了解，不次于这两个国家的本身领导人，他们自己的了解，这个都是非常同步的，在同步进行当中的。

邱震海：好。

杜平：另一方面就是说，你在表述的时候，真的需要让西方人能够了解你，就是你说的东西自己听的爽，但这不是他的话，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你自己听的爽不行，你还得必须让人家理解，这是根本的。然后当然这个对新加坡的这个教育背景你要非常关心，因为新加坡在亚洲国家应该是最西化的城市。

邱震海：当然这个新加坡跟中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双方的价值体系完全不同，双方的制造跟西方接轨的价值体系方面，是有所不同。我想不管怎么样，从技术层面上可能还是有一点参考的价值。

那么，我们今天请两位陈先生，一个是陈功，一个是陈彦，二位怎么看新加坡的经验，陈功先生？

新加坡与西方语言系统接近

陈功：我想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个语言习惯的问题，语言系统的问题，就像上海话、北京话、广东话之间，如果同一群体之间的话，能够讲共同语言的话，就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或者说不相同的意思，就都可以完善的传达自己的意思。

邱震海：但就您的观察而言。

陈功：中国跟国际之间的话，缺乏这样一个共同的语言系统，比如说现在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国内的官员随口而出就是，中央财政对这个西藏的补贴是多少多少。

中央财政就是一个恐怕只能被国内所理解的概念，如果说把它转化成13亿人的税收，对西藏的支援是多少、多少，恐怕就更容易被接受了，但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邱震海：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这种语言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的转化，您从您来看，有哪些这个关键的要素和环节，中产阶级是不是未来这个中间可以承担的某一部分的作用？

中国中产阶级倾向执政党

陈功：这个不妨谈率去讲，因为这样一个独立第三方他也有他的倾向性的一个问题，是倾中国的，是倾西方的，倾亚洲的，还是倾欧洲的，我想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代表人物，都有他各自的倾向性。

那么，从中产阶级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最为倾向执政党的这样一个利益群体，没有道理不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邱震海：好，陈彦，您觉得这个未来中国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其他人士，在西方的对话过程当中，您觉得，您刚才提到价值观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和西方有没有可能在全球化的整个的时空环境下，找到某种价值观的公分母？

中西能否找到共同价值观

陈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找到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的。中国大踏步进入世界，同世界接轨，现在已经深入的这个世界西方的千千万万的平民家庭当中，中国的产品都进入了平凡的家庭。

在这样一个时代，整个世界其实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实际上我们这个风险也好，利益也好，都应该都有共同的分享，共同的分担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应该有调整一下看法，一下观点，一下视野。

全球化催生中西利益共同体

陈彦：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的民主主义的针对对象，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美国，这样他这个两者之间，都是有很充分的，很直接的利益冲突。

比如说我们的领土问题，比如说这个历史渊源问题，战争问题，这都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次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有一些目标，指向这个法国，或者指向这个家乐福等等。

这个实际上带出了什么，他这里面不是利益问题，或者最主要的不是利益问题。我们说的民族尊严也好，民族荣誉也好，这些东西是一个全球化里面带出来，我们现在接触外界，这个外界可能是有不同的声音，怎么样对待不同的声音。

邱震海：好。

陈彦：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邱震海：好，今天我们从这个中国是不是应该培养文化精英引发出了许许多多的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以及能否培养一批与西方对话的文化精英，我想这一方面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技术层面本身，而深入本身中西交往和中国自身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的讨论只是点到为止，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一定会有自己更为深远的思索。感谢您关注，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震海听风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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