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邮箱收到一封在海外生活的北京籍诗人的来信，读着下面的文字让人深思：
        文革过去很久了，但假如我们想举出一部中文文学力作，能发掘我们的命运，像《日瓦戈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古拉格群岛》，曾深刻发掘过苏俄东欧二十世纪的历史那样，逡巡之后，可能还得失望而归。为什么一个著名的文学古国，在如此深刻强烈的经历之后，作品上却交了白卷？我以前说过：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而作家，除了成为一个国度的“思想器官”，又能是什么？历史不是别的，它正是时间刻在一个人身上的痕迹：大历史纠缠个人的命运；而个人的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那么，对文革，我们追问过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吗？整体的黑暗中，谁敢宣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当数亿人都在出演受害者，谁是迫害者？难道现实竟荒诞至此，一个灾难凭空降临？文革后的“寻根文学”，其实恰与美国黑人的“寻根”一词反义——我们无须远渡重洋寻觅祖先，却要挖掘自己的脚下、内心，去掘出潜藏在一个民族潜意识里的“大一统劣根性”。不是鲁迅傲慢挖苦的小老百姓们，甚至不止是大权在握的当政者们，而是每个人，无论我们有意还是无意秉承的传统思维方式，先天解除（切除？）了个人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尤其怀疑和批判自己的能力，一个根系枯萎的“五千年的文明”，能存在吗？抑或只剩一个集体弱智的事实？

    在海外生活的北京籍诗人的来信还说：

        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能套得上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困境和我们的活力同样深刻，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黑暗中一寸一寸挪出一条路来。以诗歌为例，中国古诗精美绝伦的形式，已和今天的语言相去太远了，它们提供的是一个中文诗曾经发育得多么成熟充分的范本。但同时，仅把西方诗歌视为模特也是“不够的”。且不说经过中文翻译的“变异”，我们读到的，只是某些意象和观念的缩写与改写（这正解释了大批翻译味儿十足的“中文诗”之渊源），更可悲的是，储存在中文性内部、对当代人类有益的思想启示，也因为在西方文学市场上太陌生而一并遭到了忽略。于是，当代“中文诗”，总沦为用中文写成的（更差的）西方诗。不，从极端困境走出的思想，必须是极端“原创”的。它的基点是独立思考。它的强度在不依赖任何一个已有的文化套路。它的能力，是“为我所用”地自由取舍一切人类思想资源。

     争论已久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实全无意义。这里，唯一的“体”是活着、感受着、提问着、思考着的个人。他／她无须任何锁定的来源或去向，唯一仰仗的是自己的真诚。既然“纯粹的”中国文化，在今天根本就是一种向壁虚构，那么，避免中、西劣质混血的办法，只能是寻求另一种良性“杂交”——穿越自我内部的隧道，在层层追问中，让世界四通八达！这里，取舍思想的标准，与是否“中国的”无关，只与是否对人类认识自身之“有效性”有关。一切有助于建构思想深度的就“用”，否则一概不“用”。

    当我们肯定思想的“个人性”，就沟通了一切文化传统的原动力。谁说个性自由是西方文化的专利？想想彻悟语言极限的老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传播自己主张的孔子、悲愤“天问”投江自尽的屈原，那是对“自我”和“自由”怎样的张扬！今天的中国，恰在一个观念上、形式上充满创造性地时期，这创造性，一面敞开向未来，另一面也在衔接中国古老传统的源头。儒家的人格修炼和社会关注，道家的反观自身和精神超越，包括佛家对生命虚无的体悟，都能纳入一个人思想的内在层次。“中国文化”，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开放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这让笔者想起马英九先生的誓言“让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上世纪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华文化造成的伤害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深重千倍万倍，而中华文化恰恰在中国台湾发扬广大并与世界完美的结合完成中华文化的自省，台湾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远胜于今天的大陆，大陆若不彻底反省与走出数千年封建权力的磁场与自我陶醉则很难成为中国统一的土壤与先进文化的缔造者与领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