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无限空间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这次汶川震灾过程，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实施救援的过程，也是网络网民实施信息救援的过程。可以说这次有关地震与救灾的信息无所不在、无微不至。

传统的纸媒、海外信息还有网民的信息，都百川入海，成为无限网络资源中的一部分内容，使灾区信息几乎全方位呈现在受众眼前。信息共享使我们有了海量信息可供游览，并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这次大灾难的救援过程，几乎是在媒体直播中展开的，这应该利益于国家信息公开的相关政策规定，媒体直接介入，会使我们的问题曝光，但更使我们因媒体监督而获得国际国内的公信力，因而会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如果说央视的直播式报道是一次自我突破的话，更多的网民与志愿者直接到灾区并利用网络来发布信息，则是网络展示民间力量的一次示威，显示网络与网民无所不在的信息威力。当然这种力量基于民间的爱心、勇气与智慧，也使我们看到民间存在的潜在的自组织能力。

当一些网民在热议企业与名人捐款多少之时，自由作家韩寒公然宣布自己向有关单位捐款数为零，这显然是一个极端的宣示，我们每人都可以鼓励自己多捐献，但无权要求他人，网民通过数字攀比来攻讦企业与名流，它与索捐是同一层面的问题。韩寒选择了自己的方式，他直奔成都，用自己的博客来发布相关信息，他使我们看到，在直接的救灾现场，钱可能是最不重要的，韩寒发现灾区最缺的应该是手电筒、帐篷等，他甚至动用上海有关朋友与机构的力量，定制帐篷，通过相关基金专机直达成都转送灾区前线。在自己的博客里，这位年轻的作家还公开了自己在上海与成都的联络电话，显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后面有一个志愿集体。

这位我们所命名的八零后新生，是一面小小的旗帜，它的光芒却极具穿透力，在他的人性光辉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与能力，也就是我们民间社会最稀缺的“紧急自组织能力”， 国家用制度与预案在应对重大灾难，而民间社会则用随机应对的方式来拯救灾民。

韩寒在利用自己的网络影响力，一个网络名人的网络凝聚力量甚至可以超过一个传统媒体，因为他有公信力与号召力，他是一个自在自为的个体，在过去的网络时空里，他用各种方式展示了自己的人格力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开始使用这种力量。我们看到现在的韩寒是一位慈善成功者，因为他利用了网络的方式，也利用了个人人格的力量与魅力。另一位我熟知的网络名人是搜狐博客主编赵牧，他在跟随奥运火炬传递珠峰后，紧急直赴四川灾区，他的一些个人发现也使我们有所反思，十万大军救援灾区，但我们现场救援工具却勉为其难，许多救援者使用的是一根根木棍，它与专业救援队使用的工具效率当然有着天壤之别。他的视觉显然迥异于主流媒体，而这些博客个人报道与信息，都汇聚在网络上，成为我们无价的信息资源。

伦理在传统社会中体现等级之别，而这次灾难使中国伦理获得巨大进步，这种进步无疑与无数网民的吁请有关，网民们吁请国家有关部门：国家要公祭遇难者，国旗要降半旗致哀，在灾难发生七天之后，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国家旗帜第一次向遇难公民降下，国家领导人向遇难公民默哀，全国车船汽笛长鸣，国家精神得到空前凝聚，全民情感获得净化与安慰。

如果说国家公祭是大伦理的话，灾区救援过程中向关怀遇难者则体现人道精神的小伦理精神，最感人的一幕是日本救援队从废墟中挖掘出一具遗体，队员们集体默哀，现场庄严肃穆，而在都江堰，一位军人在发现一位遇难者遗体缺少两条腿时，返回废墟再次寻找，并跪下双膝给他安上，覆盖上布料。给逝者以尊严，就是给生者以安慰，也体现出灾难之中人道与人权。在大量紧急掩埋遗体之时，军人们也没有忘记尊重亡者家人意见，或拍照存档，或保留遗物，以备后人纪念与认领。

有些网络建议则使我们看到伦理观念的冲突，譬如《南方都市报》一篇《让奥运火炬直传汶川》，建议让奥运火炬直接传递到汶川，给那些精神受到创伤的人们以安慰，给那些救援者以支持，特别是让那些获救的人们亲手传递，将使国家民族精神获得振奋，文章经网络传播，既有网友表示支持，也有相当多的网友表示强烈反对，支持者认为奥运火炬传递汶川有着精神感召意义，使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具有精神象征意义，而反对者则认为，灾难人们需要的不是奥运火炬，而是具体的物质支持，灾区缺医少水，如果奥运火炬传到灾区是给灾区添乱。一些网民们忘记了，建议与观点是可以充分表达的，但我们采取行动之时，则应该慎之又慎，这才是一种应有的公民理性，一些网友对发表观点建议的作者进行攻击，这显然有悖公民理性精神。

通过网络我们看到，中国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灾区家园，还有国家避灾救灾体系，以及中国的现代伦理精神，从民间社会伦理精神到国家伦理仪式，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省思去重构。参见今日新京报

吴祚来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