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我在5月24日博客中国博客茶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讨会上的发言之大概内容

首先在日本，“地震“是非常敏感的词汇。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些建筑设计师或建筑师把有关工作做得不恰当，比如建筑的抗震度达不到合格的标准等，就马上会被媒体批评。因为，对于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人来说，“建筑”是牵涉到生命安全的大问题。因此，媒体对“建筑”的监督作用相当强烈，其程度并不亚于政治家的丑闻或官僚的腐败。从日本人对地震的敏感度来讲，对于这次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媒体的监督作用一定要加强，对正在担心的老百姓第一时间给出准确的信息，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把握，行动上的准备。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有任何应付上的问题或缺陷，都得在阳光下进行处理。政府长远看从中也能够获利，提高治理水平，甚至执政的正当性。信息封闭、资源垄断不带来任何恩惠。对于当前的中国政府来说，与媒体、受灾者、老百姓、甚至国际友人的健康对话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因此，作为沟通上的桥梁，媒体的监督作用极为重要。这样做，中国社会才能够有效提升整个国民的抗震防患意识。

其次这次日本方面很关心四川大地震，我们亚洲的同胞遭遇这样的困难，我们一定很关心的。据我所知，日本媒体12号当天就开始派遣一些记者到灾区附近，刚开始没能进去最核心的地方，但后来逐步追踪、挖掘，至今许多记者仍然在那里进行报道。日本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有关报道远远多于欧美媒体。就日媒而言，地震报道既满足了他们的责任意识，也满足了新闻点。应该说是一举两得。日本老百姓也相当同情灾区、灾害。因为，他们有亲身的感受地震带来的损害或后果多么的严重。就不能把这次中国的灾难作为“外事”去看待。与此同时，有些人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应付措施表示质疑，在日本国内也有普遍争论的。至于日本救援队没能够在当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多当事者是带着遗憾或无奈回祖国的，毕竟始终没有抢救幸存者。其实，中国政府也历史上第一次在灾害中接受国际救援队，难免不确定性因素，里面也有尝试性或象征性的成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日本的救援队，这对中日关系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据说，当时日本派遣救援队的时间似乎晚了一天，原因可能对外窗口的外交部和对内管理的民政部之间没有达成共识或沟通不顺畅、利益冲突等原因。从这里也能看到，中国各个部门之间发生灾害之后应付措施的复杂性。这点上，我们日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95年“阪神大地震”时，政府的应付机制被批评。原因是地方政府或内阁方面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很缓慢。神户那一带被号称“地震不太可能发生的地带”。那里的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他们似乎没有相应的准备。因此，发生地震之后，兵库县向自卫队的救援请求很滞后，竟然用了四个小时。当时的村山首相被媒体追问“措施为何那么缓慢？”时表示；“毕竟是第一次的经验”。与当时日本领导层对阪神大地震的反应相比，中国政府对四川大地震的反应应该说迅速一些。中国特殊的体制也从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温总理发生地震四个小时后就过去，当天晚上就到四川。

第二点，我要指出灾后重建是综合长期的过程。从“预防”的角度说，民众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发生灾害后，第一、第二、第三该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应付，对行为称需要有一定的了解。现在虽然还有一点早，中国政府一定要对此次民众的防患意识以及包括地方政府、军队的应付措施进行系统化的评估，并吸取教训。我这次来之前看了一些日本有关防震、纪念等网站。我了解到在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参观一下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等。让他们体验当时的地震是在什么状况下发生的。我觉得现在包括哀悼等，中国政府方面向民间的呼吁相当多，希望不止是紧急情况下的一次性哀悼。必须把哀悼制度化、机制化。这样才能逐步提升民众对自然灾害的意识。中国是会发生地震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对于抗震救灾至少有必要在社会上，在学校上，甚至在家庭上进行相关教育。我建议中国的每一个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一个学期开一篇课，或者调研活动，教育学生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等，我觉得这种预防的措施非常有必要。如果下一次在北京发生，承担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能顺利躲开吗？这无疑是现实的问题。社会上的预报机制也很重要，预报可以通过广播或短信等形式落实，这些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如果能够提前5分钟让民众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多大的地震，其应对方式将根本不同。整个预警机制，包括民众抗震意识，要有综合的提升。此次政府的应付措施很快，媒体信息公开透明度也前所未有。但“抗震救灾”绝不应该是一次性的。中国方面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吸取一定的教训，今后，针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硬件、软件措施得有综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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