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孙文祥不得不离开四川灾区现场，紧急赶回上海照顾他的父亲——一个被上海城管称为“小商小贩”而围殴的老人。

5月15日，文祥和我的同事周宇两人进入映秀，两天没有联系，令全国同行们揪心，以为他们遭遇不测，直到他们侥幸逃脱4次泥石流，走出凶险大山给我们报来平安。

汶川地震给了我们很多感概，亲情和家人的安全才是一个人最为珍贵的东西。

    看了文祥的叙述，很是悲伤无言，建议上海派出上海城管队来地震灾区，或许这些人能够有些感悟，知道如何对待人家的父母。

 现在，我贴出孙文祥的信。

 孙文祥

这一次，我无法不提起笔来，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5月24日早晨7时许，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伙城管、市容协管及市场保安将我父亲打伤。

按计划，这天我应该跟随四川省邮政公司的邮车，从成都出发经阿坝州的马尔康到汶川县，报道灾区的重建事宜。正准备出发的时候接到了弟弟的电话，他告诉我父亲被一伙城管打伤了，我压抑着愤怒听他说完。

在灾区的这些日子里，感觉到自己变得脆弱，不是害怕余震，无数多个家庭因地震而支离破碎，采访过程中，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失去父母的子女，我欲哭无泪。

地震留给那些纯朴、善良村民的是无法弥补的痛，更多的惨剧通过我们的报道为人所知。一位男子为了抱出瘫痪的父亲被埋到废墟下，要将他顺利救出来，消防官兵建议移开他父亲的遗体，但他死活不同意，最后被救出来了，但却因埋压时间太长而死亡。一位年轻的母亲给世人留下了一句催人泪下的短信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一定要记着我爱你”。

亲人间的爱因悲剧升华。我们见证着他们的悲苦，记录着他们的伤痛，我们说我们亲历现场，我们说我们感同身爱，但直到父亲被上海城管殴打的消息传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感同永远无法身受。

2005年，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新手，主要任务就是跑上海市的突发新闻，“城管打人”事件时常发生，我也多次采访过那些被城管殴打的受害者，但这一次被踹到地上饱受拳脚的对象成了我的父亲，我可以想象那些城管拳打脚踢的场景。

此刻，我是一个“小商贩”的儿子，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愤怒和忧伤。

我的愤怒来自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城管们。我建议这些城管们来四川灾区接受洗礼，看看我们灾区人民的坚强不屈，看看我们的解放军、消防官兵奋不顾身解救埋在废墟下的群众。

我的忧伤来自父亲的伤情。父亲是江西东部极为普通的农民，不景气的农业迫使他放弃在田间耕作，来到这个永远都不会属于他的城市谋生。更早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的农贸市场营生，还是学生的我，替他们看过铺子，卖一把空心菜赚3毛，一把韭黄赚5毛。

通常情况下，父亲凌晨3点就要起床，去镇外10来里路的地方收购青菜，拉到菜场由母亲负责卖，一天下来，刨去成本可赚五六十块钱。大学四年学费、生活费约五万多，不知道父母卖出了多少把空心菜、韭黄……

今年以来，弟弟有了小孩后，父母搬到普陀来住，平时会去离家不远的高陵路上摆摊，就是媒体称的“小商小贩”，那条路上，来自安徽、江西及山东的近百人靠此营生。耀武扬威的城管们，时常将这些人驱赶的四处逃散，父亲也常混在其中。作为家中长子的我，有义务让他们生活的幸福，但至今我仍是无力，甚至是无法保证他们不受伤害。

5月24日上午11：15分，我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不得不回到父亲身边，暂别一线灾区。

   我看见的是：父亲一身是伤，并且多年的腰痛病又发了，憔悴，几天时间却苍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