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是生产力落后决定的。在工业革命以前，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少，少数人为了过相对富足的生活，只能靠剥夺大数人用来活命的财富，而为了维持这种剥夺，就只能依靠强权。少数人锦衣玉食、入私塾太学、风华雪夜、高高在上，多数人衣不遮体、饥寒交迫、牛马不如。所以鲁迅说，读历史就只看到两个字：“吃人”。

    经济的发展使人权的觉醒从精英层逐步扩展到普通民众，成为新的时代追求，民主、民权逾来愈有宽广的社会基础。

    现代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仅仅有某一方面文明的社会是残缺不全的，是畸形的，总会得到矫正。

    经济的发展靠的是按照市场化的取向逐步放松管制，多元的生产主体自由平等的竞争，推动着技术、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要依靠放松控制，个体、社团组织权利的宪法级别的充分保障才能构建现代政治文明，才能创造先进的文化，才能催生健全、有活力的社会细胞。

    民族的振兴，首先是经济的振兴，但仅有经济的振兴不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全面振兴，还要创造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文明，成为世界学习的榜样至少是榜样之一。我们在经济潮头已经有一定的领导力，但在文化、艺术和政治文明方面相对落后，不在这方面加快发展，妄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只能是空想。火炬传递出现的被动挨打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足以和西方抗衡的文化、媒体和具有国际影响的亲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力量。

    在文化、艺术和政治文明方面相对落后是因为管制太多的缘故，过多的管制禁锢了新思想、新文化、新体制的产生。

    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培养中国式的真正的有独立性的而不是御用的诠释性的政治文化精英阶层是国家和民主发展的需要，对内可提供全视角的正确的政策咨询，对外可争夺文明主导权。中华民族也要有美国外交学会似的组织。不管这样的组织在大陆、港澳台还是国外。

    在政治文化上放松管制，意味着权利从上层流向民间，意味着官变小，民变大，意味着特权的萎缩，这是又一场革命。这样的革命只能由清明的无畏的政治家来领导。应该有一个时间表，给社会各方面一个准备期，比如孙中山的训政期和宪政期，避免因为太过剧烈引起社会动荡，应该对大面积的腐败等旧体制的原罪有一个赦免，不能搞秋后算帐，以减少阻力。也许增量民主是震荡较小的一种办法。我们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的，跟在西方后面会被矮化，永无翻身之日，就像现在的日本、韩国和印度。中国式的民主应该是一种可控的民主,就象可控的中国式的自由经济。

    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全面发展的时期，全面发展能为民族振兴带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