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反应迅速，生命高于一切

 汶川地震后，温家宝总理仅用了1个半小时就赶到了灾区，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梁宏达说，正因为中西方体制的不同，温总理能否迅速到达现场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政府掌握着最大的行政资源，温总理的及时到来才能使救灾工作在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展开。李承鹏到达北川后专门询问过当地的民众，得知第一支救援部队是在12日晚上7点半左右到达的。也就是说，从迅速调集部队到赶往重灾区只用了5个小时。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可敬和可爱。

 在这次救灾的过程中，国际救援队的迅速进驻也是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的一个体现。缅甸在遭遇热带风暴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拒绝国际救援队的进驻。缅甸军政府这样的举动一度导致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因为这是一种蔑视生命的行为。而中国却在很短的时间就接纳了各国救援队的进驻。其中尊重生命的日本救援队，务实的俄罗斯救援队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政治，只有对生命的敬畏。

二、渠道保持畅通，稳中藏乱需要改进 

 当灾难发生，救灾渠道的畅通与否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红十字总会在隔天就开通赈灾专用捐款帐号；救灾车辆不但不用交纳过路费还有专门的通道；成都的双流机场恢复使用后重点用于救灾工作……

 然而并非所有的渠道都如此畅通。梁宏达说，很多人希望能点对点的帮助灾民，有捐助孩子的，有捐助医院的。大家都给自己的捐款做好了定向，但红十字会是不是有能力把数额巨大的捐款分类运用？正如老梁所说的：“当大家的力都往一处使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些渠道的堵塞。”李承鹏在救灾现场也能感受到“稳中藏乱”。有人转交给李承鹏两万块钱，说这钱一定要用来买呼吸机。中关村的朋友希望能捐10台电脑给日后重建的小学……而这个时候，渠道在哪里？

 这时候就能明显看出中西方慈善体系的区别所在。西方的慈善讲求政府倡导，由民间主导。民间捐赠则比较灵活，而且能够使资金使用效率更高。经过这次大灾难，希望我们国家的慈善机构能进行合理的调整。包括是否能有审计机构的进驻慈善机构、以及如何调动和组织强大的民间力量。

三、信息公开赢得赞扬，但缺乏整合能力

 每一场巨大灾难的发生必然会面对信息的洪流，是疏，还是堵？在抗灾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实时报道和信息透明度获得了普遍好评。而信息的公开更是遏止了谣言，凝聚了爱心，更向世界展现了国人的坚强。有人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的进步。

 相比于信息的公开程度，李承鹏更关心的是信息整合的重要性。他认为电视台和电台在搜救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还远不够专业。在自发救灾的几天里，李承鹏也在博客中发布了一些灾区的信息，包括寻人以及急需的物资种类。但他还写道：“由于地震期间信息的爆发但缺乏可靠性，网络和短信在帮助了很多灾民的同时也成为一定范围的流言集散地。” 面对大量、杂乱甚至真假难辨的信息，建立一个联合的搜救信息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四、救助需要专业，心里干预很重要

 李承鹏可能是灾后第一个到达北川的记者，然而他是自发从成都的家中赶往重灾区救灾的。他和朋友们组成了一支“抗灾别动队”，自发地往灾区运送物资。李承鹏说，虽然像他这样自发救灾的人很多，但很多时候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前三天他还能帮着抬担架运伤员，但随着解放军部队和专业大型器械的陆续到达，大量的自发救灾人员再留下反而只能添乱。这同样也反映在成都的各个志愿者报名点上，很多人为选不上志愿者而懊恼甚至不理解，但他们正是忽略了自己并没有专业的救援技能。

 不仅仅是自发的救灾群众中存在专业欠缺的问题，慈善机构中同样也存在。李承鹏说，成都某红十字会的负责人一天要工作18到20个小时，而很多义工和志愿者的工作也都局限于搬运。李承鹏就想到：能不能在政府、民政部门以及红十字的领导和监控下组建民间的相关机构？一旦有灾难出现，民间就能迅速调动最专业的司机等有特长的救援人员。

 另一项需要很高专业程度的救治就是心理干预。身体的创伤可以治愈，但心理的创伤却很难平复。在节目的最后，梁宏达建议从灾区回来的李承鹏接受心理疏导，李承鹏顿了一下说：我自己干预自己。确实，全国人民可以一起帮助灾区重建家园，但重续历史的勇气和信心却要靠自己来树立。北川中学复课后，温家宝总理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同样，灾难也可以使人更坚强。不管前途多么艰险，祝愿生者能继续巍然前行。

因周五（5月30日）晚间全程播出凤凰赈灾晚会,

本期节目在5月31日（周六） 早 04：15 ，15：02 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