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性格，往往在她文化的起源期就能够看到端倪。民族性格的独特性，从根本性的方面来说，源于其文化的独特性。
提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我们不能不说到《易经》这本书。宇宙与人类如何存在的问题正是《易经》这部书所要回答的“大问题”。《易经》是了解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一把钥匙。
《易经》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构建了没有“至上神”崇拜的文化体系的框架。《易经》中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其阴阳调和与转化的二元论关系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风貌。
作为中华民族“先入为主”的文化代表者，《易经》研究的重大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世界与人类如何存在的问题是每一个民族起源期的文化都必须回答的“大问题”。回答这些“大问题”的方式，决定着一个民族思维的特点及文化的走向。远古时期人类回答这类问题的方式主要通过神话、宗教或者萌芽状态的哲学思维来回答这些“大问题”的。一般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在她们的文化起源期，都把宇宙与人如何存在之类的“大问题”交给“至上神”——“上帝”来解决，即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来到人间，解决了人类对宇宙如何存在之类问题的困惑。除了以宗教的方式之外，还有以哲学思维的方式来回答这些“大问题”的，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往往只能以歪曲的理论来回答这些“大问题”的。由于哲学思维的文化成果很难普及到世俗社会，哲学思维对一个民族思维模式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宗教那样大。
中国人对于宇宙观的认识，既不完全属于宗教，也不完全属于哲学思维，而是以介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独特方式回答那些“大问题”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她的文化起源期，并没有产生出那样一位全智全能的“上帝”。“上帝”——至上神如同一颗参天大树，人们对它顶礼膜拜，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全都交给了它；而在中国，“上帝”这颗大树很早就枯萎了，在它所滋养的中华大地上，却长出了无数稚嫩的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幼苗……
既然世界不是至上神创造的，那么，宇宙是从何而来的呢？
宇宙与人类如何存在的问题正是《易经》这部书所要回答的“大问题”。
《易经》的使命就是试图解决那些在“上帝”躯体上长出的无数幼苗如何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一点也彰显了《易经》这部书对于中华民族思维模式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
《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易经》原是周人问吉凶的占卜书。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殷墟的发掘中，人们了解到，商人经常用烧烤甲骨、兽骨后产生的裂纹来判断吉凶，传说周文王伐纣时也曾占过卜。显然，占卜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学说。据《史记》记载，《易经》约成书于商周之际。从《国语》、《左传》等书中多处引用《易经》中的卦、爻辞以解释时事来看，似乎到了西周末年，《易经》已经编辑成为一部文化典籍了。《易经》中的64卦是由8卦重叠演变而来的，而8卦又是由阴（--）阳（—）两爻重叠而成的。《易经》中所有卦象的变化都归结为阴、阳两爻的增减。周人运用64卦中阴阳两爻的变化，占问祭祀、战争、商旅、婚姻、生产等方面的吉凶祸福，据以判断吉凶祸福及其变化。
《易经》中表露出，宇宙主要是由天、地、风、雷、水、火、山、泽8种物质构成的。在这8种物质中，天和地又是宇宙的总根源，其他6种物质都是由天、地变化产生的。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由这8种物质交互配合演化出来的。从中看出：宇宙包含有一种从高级到低级的等级秩序。特别地，《易经》中的阴阳转化思想，完成了从原始宗教向理性思维的过渡—— 8种物质阴阳转化生成万物的观点，兼有宗教与哲学的特征。《易经》所展示的虽然是极为稚嫩的理性思维方式，但也是一种对世界本原的探索方式。
那么，至上神——上帝及其拥有的权力哪儿去了？
我在《“无神崇拜”与中国式“家天下”》及《殷周之际：“无神崇拜”与“君权神授”》两篇文章中已经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无神崇拜”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同样地，“无神崇拜”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
没有了至上神的崇拜，宇宙是如何存在的呢？
《易经》中的“易”，虽有多种解释，但“易”是“变易”之说是最能让人信服的。所谓“变易”，即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以及社会人事，随时处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变化的法则，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易经》是以世界上最常见的8种物质及其变化来描述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的。
《易经》中展现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世界”被放置到众多的“关系”之中，世界的存在表现为众多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众多“关系”的相互联系之中。
“上帝”及其拥有的力量最终消解于各种“关系”及其变化之中。
一切皆存在于“关系”之中。
我们把这种以事物间相互联系及其变化的思维模式称之为“关系思维模式”。
如果说《易经》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关系思维模式”正代表了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思维模式的独特性。
“关系思维模式”的起源：《易经》中含有大量直观思维的表达方式，富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从中可以发现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相对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能起源于人们对自然万物间的直观联系及其变化，比如天地、男女、干旱与洪灾等等；也有可能起源于长期的军事征战——壁垒森严的军事对抗及战争局面的变化（这一点非常细致地反映在后世的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中）。
“关系思维模式”的表现：由于看不到“至上神”的影子，中国文化中蕴含着非常典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易经》的经文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阴阳二字，但阴（--）阳（—）两爻及其组合是从世界万物中抽象出来的符号系统。人们的思维从二元论出发，通过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事物存在的方式及可能发生的变化。此所谓“阴阳化生万物”、“一阴一阳谓之道”。
阴、阳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随着阴阳二爻的增减变动，形成卦与卦相互之间的转换和联系，因而阴阳是可以调和的。
“关系思维模式”的本质：《易经》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构建了没有“至上神”崇拜的文化体系的框架。《易经》中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其阴阳调和与转化的二元论关系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风貌。阴阳五行、“太极说”、“和同论”等等都与《易经》中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后世系统化了的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个体与群体关系及中庸之道，与《易经》中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无神论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思想及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启发了处于中世纪的欧洲人，对于推动欧洲人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莱布尼茨（1646—1716）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莱布尼茨从一位友人送给他的中国“易图”（八卦）里受到启发，最终悟出了二进制数的真谛。虽然莱布尼茨的“乘法器”仍然采用十进制，但他率先为计算机的设计系统提出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系思维模式”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人无论做人做事，总是要从一群“关系”出发。人的存在总是与一大群“关系”联为一体的，没有那些看见与看不见的“关系”，“人”就似乎不必存在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代表着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思维模式——“关系”就是至上神“上帝”“死”后变化而来的，谁也无法避免。生活在众多“关系”中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一个字——“累”。所以，中国人做事往往成本高、效率低，只有更加勤奋刻苦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很多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式繁琐的“累”已经习以为常。当人们在“关系”之中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时，常常以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名言来安慰自己。
《易经》这部书对于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为什么如此重要？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推崇它为“群经之首”。《易经》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起源期的作品，它完成了中华民族认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小的，最富有弹性结构的圆圈。原始宗教的早熟，也促使中华民族很早就过渡到哲学形态的早熟。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还是唐、宋以后的儒、释、道等，无不受到《易经》的影响。至于解释《易经》的《易传》，更是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后面将有专述。
《易经》产生于中国文化起源期。先入为主的文化往往对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易经》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思考宇宙问题的方式，已经将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宗教、哲学与政治融为一体。从《易经》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中，我们既能看到宗教的影子，也能看到理性思维的影子，而且还能够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子。
《易经》这部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很早就披上了“王权”的红色外衣，《易经》原本就是“王”家经典。
《易经》这部书绝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易经》明显受到了“政治家”——王权政治集团的“追捧”。可以想象，在中国远古时期，曾经出现过各种思想，每一个部落都有可能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同思想间相互冲突、激荡。但“天”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探讨的“大问题”，于是便有了帝颛琐时代的“绝地天通”，从那时起，中国人的思想就被王权专制主义政治集团有选择性地所“编辑”——王权垄断神权的解释权，标志着中国人的自由思维在很远古的时代就被阻断了。
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之所以不一样的历史根源。
在中国，人文理论的学术问题很早就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宗教与哲学思维很早就必须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一种宗教与哲学思维出现以后，只有拥有政治权威之后才能跻身主流文化。
这就是中国式宗教、哲学与政治三位一体的文化发生结构。在《易经》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这样的结构对于文化起源期的中国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国几乎一切的文化思想都离不开宗教、哲学与政治三位一体结构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看到了“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这样的传说层出不穷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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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的哲学
强光中，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二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在《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哲学论文多篇。2011年出版学术著作《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本人建此博客的目的是为了发表哲学及与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除了引用史料的部分之外，均为本人原创。 欢迎联系qianggz@xz35.com 或加本人QQ：19779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