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草案）》（下称“草案”），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草案的基本要义有两点，一是“征收险种从三项扩至五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将面临多项强制措施”；二是将个人纳入参保主体。

后面这一条社保新政比较好理解。因为社会人员的就业结构是复杂的，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对应一个单位或者公司，为这些人选择社会保险提供方便，正是全面社保以人为本的应有之意。

但前面这条就引起了不少争议，争议的要害不在于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将面临着什么样的惩罚，问题在于征收险种从原来的三项（养老、医疗和失业）扩大到五项（加上工伤和生育），是否有可操作性？或者说这种险种的扩大就其实质性效果来说，是不是比原来的三项更符合当下的情况？

举例说来，目前仅最基本的养老和医疗社保就面临着巨额缺口，根据201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而开展的社保基金专题调研报告中的数据显示，这两项社保基金缺口就达10万亿，如何弥补这天文般差额尚未有确切的资金来源。现在由开强制性新险种（严格地说工伤和生育也不算新的社保险种，而是目前建立全面社保体系过程之中，尚无力从财政的角度完善的两个险种，从某种程度说这两个新加的险种其实也一直在地方政府征收），将如何完成呢？这明显是不可预测的事，其困难程度可能超过“草案”起草者的想象。

就连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上海每年都面临着养老社保的透支，需要财政额外拿出100亿元才能勉强保证正常的支出；现在新设强制险种两个，又需要上海从哪里拿钱弥补支出的空缺呢？经济发达的上海尚且难以为继，别的地方可想而知就更不容易了。“草案”的起草人以良好的愿望为社会福利新添强制险种，但却忘了起码的财务平衡。

即使按照“草案”去实施五项社保，是否就能保障就业人员的福利呢？恐怕也是未知数。我国企业和职工社保综合费率（平均接近40%，全球范围内大体相当于福利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的费率）本来就高，此刻不减反增，尽管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增加太大的负担（工伤和生育保险主要是用人单位缴纳，费率分别为0.4%和0.85%左右，单项指标看起来费率不大），但事实上即使不加，原来的费率和险种都无法按章足额征集。可以这么说，原来强制三险就已经大面积存在用人单位的规避行为，比如改变职工的工资结构，降低应缴费工资比重；或者直接就在用人之时改变用工的性质，这解决就业人口最多的中小企业里常常获得采用。

这不完全是企业不道德的主观因素造成的，而是任何一种涵盖社会福利的强制性社保体系，先天都和企业需要降低成本而追求利润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不是惩罚无良企业就能解决的，从某种角度说假如福利的负担让企业不能承受而又无法规避，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没有企业愿意雇人来了。而这是比社保资金缺口不知道从哪里弥补还要大的风险，这等于是空想的社会福利建立在可能彻底消失的经济基础上。

总之，现在通过新险种，强制企业为社保体系的多出钱，不是好办法。因为社保福利说到底不是企业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企业办社会效果不理想，已为我国过去的历史证明。最典型的就是过去中国的企业在养老保障上的无能的，它不仅不可能覆盖到全社会的养老人群，还会造成大规模低工资、高就业的企业冗员现象。

要想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保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务实。要从资金来源上切实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画饼充饥。

目前我国社保资金大部分来自地方。但单独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完成全民社保体系是很难实现的。现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型下，就解决不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因为历史上我们并没有实行社保体系，这部分原因造成的欠账，使得各地社保部门均在不同程度上，调用个人账户资金用于当期支付，这是中国10万亿社保空缺的根本原因。而在这个历史旧账尚未有确切的办法解决之前，创新强制的新险种也太勉强了吧？

中国经济时报署名陈宁远市场本身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