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鉴于宋鲁郑先生发出“如果杨先生及其支持者成为执政党，又将会造成多大的国家悲剧呢”之质疑，鄙人曾撰写了一篇题为《总统是靠不住的，杨恒均也是靠不住的!_》文章予以驳斥。而前天，有一位网友发了下面一封信给我，表示了类似的疑虑和担忧：

“民主派不要只批孔庆东‘出口成脏’，其实，民主派的领军人物也好不到哪里去。例如于建嵘就非常恶劣，几年前，他曾经公开用极为下流的语言痛骂方舟子‘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现在，又在微博中公开影射对手是‘狗’（原话是‘人永远不能与神论对错，更不要与狗争是非’）。然而，民主派网民只拿孔庆东说事，而对于建嵘的恶言恶语网开一面？如果凡事屁股决定立场，民主制度会使中国变得更糟。”

无独有偶，前些天，《环球时报》一位女记者在微博中写道：

“自由民主派领袖要学会认错道歉，否则，谁敢把国家交给你们？”

而更早之前，司马南和《环球时报》另几位文人，在对A胖子的“生活作风”和杨恒均的国籍问题讽刺挖苦一番后，便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这些人掌握了国家权力，中国会更糟！”

俨然，中国“自由民主派领袖”们的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又成为“民主不适宜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了。

而从微博和QQ群中网友的发言中又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文人和司马南的言论，还真让不少国人困惑乃至紧张起来——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中国，“领袖”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问题，一直被国民高度关注和重视，因为在“朕即国家”和长官一言九鼎的人治制度条件下，君王、“领袖”和官员们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直接影响乃至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福祉。所以，从古至今，“圣贤政治”理想主导下的中国，无论是思想家还是道德家们，或是有作为的国王、皇帝、领袖和政治家们，历来都是极为关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所以，也就难怪《环球时报》文人和司马南的论调引起了许多网民的重视和忧虑。

《环球时报》文人，以及宋鲁郑、司马南的论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耸人听闻之谬论？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上述疑问，首先要揭穿一个伪命题：中国将来要实行的民主是宪政民主。而宪政民主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主权在民”——到了这时，“国家”并非是“交给”任何一个党派，更非交给所谓的“自由民主派领袖”，而是要“交给”十三亿人民！这一点，哈维尔的《1990年新年献辞》中一句“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就讲得十分到位。

所以，“自由民主派领袖要学会认错道歉”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也适合这个民族，更适合当今执政党），但“谁敢把国家交给你们”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将来中国实行了宪政民主体制，究竟由那个政党来执掌国家权力，由谁来担任国家和政府各级机关的管理者，要遵从大多数公民的选择！而并非“打天下者坐天下”——由“自由民主派领袖”执掌国家管理大权。这里无妨作个预言：如果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政党改造，并主动推动民主体制转型，而不是像当年满清政府一样待局面到了不可收拾之时才仓促发出“预备立宪诏书”，凭借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优势，它至少可以在第一次大选中毫无悬念地取得继续执政地位。

而《环球时报》文人，以及宋鲁郑、司马南之流，却硬将“打天下坐天下”思维强加于“自由民主派领袖”，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是真正的“别有用心！”

另则还有一个严重认识误区必须澄清：在民主体制下，选民对领导人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要求更高：一件“生活作风”小事，一句得罪选民的话，就可能让参选人落选；让台上的长官下台。所以，在“主权在民”，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民主体制下，如果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欠佳，功劳再大，名望再高的“自由民主派领袖”，也是极难成为国家机关长官和管理者的。就于建嵘本人而言，如果不改掉“恶言恶语”的言说陋习，纵然再才华横溢，对民主转型再厥功甚伟，也难于在将来的民选制度下成为国家管理者的。

还有，民主体制下公民选择国家管理者，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道德修养，还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他的施政方针是否被大多数选民所接受；二是他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能力是否被大多数选民所认同。如果这两点不为大多数人所肯定，个人修养再好、威望再高的政治人物也难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二战结束后功劳盖世的邱吉尔被英国选民所抛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理，到了国家完成民主转时之时，那些长期以来从事反专制运动、对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立下汗马功劳的学者和“公知”们，太多是继续扮演永远的批评者角色——因为国家行政管理并非他们擅长。

还要指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基于人性本恶和权力滥用定律之思考而创立的。在权责分明、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制度条件下，任何官员都不可能拥有像现行体制中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在“主权在民”、权力运作充分公开、民主、透明的条件下，任何官员不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选民随时可以将不称职、不合格的领导人弹劾下台。

所以，退一万步而言，纵然一些个人道德修养欠佳的“自由民主派领袖”最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也绝难造成“中国会更糟”的现实。

综上所述，“谁敢把国家交给你们”，以及“这些人掌握了国家权力，中国会更糟”一类论调，事实上是耸人听闻、故意误导大众之谬论。

确实，当今中国有不少秉持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但他们的努力与结果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将来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后，“国家”并非要“交给”他们！他们甚至可能无缘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宪政民主被贴上“西方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标签，并被充分妖魔化的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有不少国人（尤其是体制内人士）忽视了对现行制度的审视和批判——制度是好的，贪腐都是官员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太差引起的，或者归咎于“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他们仍然将希望寄托于“党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仍然寄希望于左手监督右手的“党内民主建设”。而不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除了传说中的帝王“尧舜”之外，除了戏剧中的“包拯”之外，纵然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再好的人，一旦手掌权柄，几乎没有一位成为善始善终的“贤君”、“×青天”、“人民的好领袖”！纵然在主旋律所歌颂的“贤君”、“×青天”、“人民的好领袖”时代，老百姓事实上也只是生活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当今中国现行执政党，是有史以来最注重“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政治组织——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开始，到这些年的“三讲”、“保先”和“八荣八耻”，无不凸显了该党对领导干部“党性”和个人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然而，贪官污吏却如割韭菜一般越割越多。在惨痛历史教训和严酷现实面前，如果仍不反思制度之过，而是重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之老调，是十分可悲的。如果到了这时仍拿“自由民主派领袖”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的缺点作为抵挡民主政治的依据，更是极为可耻的：因为就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而言，六十多年间，该党上至最高领袖，下至普通党员，又有几个人经得起太阳底下一晒的？

于建嵘、A胖子和杨恒均为代表的大多数所谓“自由民主派领袖”，事实上只是经常在公共领域发言，以批评政府、抨击时弊为已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称之为“自由民主派领袖”未免言过其实。他们身上确实存在着诸如“恶言恶语”、“不会认错道歉”、“生活作风”和“隐瞒国籍”等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问题。对这些人的缺点提出警醒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将这些人的个人修养和道德操守问题，认定是“中国不适宜民主”的依据，是极为荒谬的！

宪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依托是良性的制度设计，而非“人治”！美国立国二百多年间，出了不少说谎话、做坏事的“靠不住”的总统；西欧、日本等等民主国家也一直“坏总统”、“坏总理”不断，为何这些国家的制度并没有像个别“伟大”预言家所论断的那样：“彻底走向灭亡”；相反，在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党国社会主义国家中，“伟大领袖”专以玩弄帝王权术为乐事，将自己同志、甚至将一同打天下的哥们一个个迫害至死；在统治期间，制造出无数惨案、悲剧……最后，这些国家尽数“复辟资本主义”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对中国的读者而言，林达先生“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是极好的民主启蒙读物。该系列丛书中有一本叫“总统是靠不住的”，本文的主题就是由此再引发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于建嵘、A胖子、杨恒均们同样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主权在民，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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