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心情一直都不能平静。虽然自己做到了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发回报道，并尽可能多地跑了不同的灾区，让大家看到这次四川地震造成范围之广的损失。但平静下来，遗憾反复包围着自己，不少同事问我需不需要心理干预，我说只要把我的遗憾解决了，就一切都好了。

       遗憾一：5月16号，绵竹实验中学校长的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学校三四百人在临时安置点，一直没有通电，这时已经距地震发生4天多了，没有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而且长时间的黑夜生活，让学生和老师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希望帮助联系一台发电机。

    刚好正在绵竹驻扎的二炮工程技术部队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当地帮助恢复供水供电。我在拍摄新闻时，特别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了。解放军战士一口答应，原来计划当天下午完成采访后就带他们一起去，不过下午两点突然接到总部召回电话，让我们以最快速度赶回，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帮忙，就离开了灾区，只能希望二炮的解放军们之后去到了那个学校。

      遗憾二：13号我们在北川陈家坝采访了乡长杨开武，当时用海事卫星帮他给在北川县城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但电话始终不通。杨乡长在家人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一步也没有离开留守的四千多老乡。

后来在绵阳采访时。我们一直计划再去趟陈家坝，但最终服从公司指挥，没有机会再上去。回来我一直好希望能够联系到杨乡长，看看他的妻子和在北川中学上学的女儿是否平安，看看他守护的那些陈家坝的村民怎么样了。

       看到有陈家坝的干部给我留了言，希望能帮这个忙，让我联系上杨乡长。另外村民是否真的要返乡，陈家坝在我看来，死伤众多，能否再供居住很让人担心，更何况还有堰塞湖……

    反思一: 作为记者，发回第一手画面，并服从公司指挥调度，是基本职责。但是在大灾面前，在救生的黄金时间，我们是否提供了够多的信息给外界。

    在绵阳北川灾民安置点的采访中，我们碰到了太多上来寻求帮助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外地赶回来，家人被困在山上，一个村子就跑出了一个青壮年，更多的是老人和小孩在山上等待救援。我们当时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上直播节目，把这些村庄的名字，位置，可能被困的人数等等告诉外界，但是否我们应该更加深入一些？更或者，我们是不是在报道中，出现有本末倒置？

    反思二：回来后，也看到不少记者在被采访中，说到了一个问题“我应不应该去这样提问”。除了触碰刺激灾民，特别是学生们的情绪，其实这次地震新闻报道的空前透明度，也出现了不少媒体影响救援的案例。我们在绵竹汉旺拍摄14小时的救援行动前，正好有媒体同行打电话来说了陈坚的故事，这也让我们更加警觉，那就是媒体的报道，记者摄像的言行，是绝对不应该干扰或者是影响到救援的进展的。

    在汉旺，我提着机器上了废墟，七天后的生命迹象，这样的画面对于每一个媒体都是异常珍贵的，但现场指挥要求清场后，我们是第一个撤下来的媒体，因为生命高于一切。

    救援现场我们采访了罗建，他的母亲就被埋在里头。他的故事播出后，很多人都被感动，但之后在北京和当场的救援指挥官聊天，他说那天你们一遍一遍的问，一个媒体问完，又是另一个媒体，不断刺激他，是不是太残忍。

      我无言以对。

通过这次灾难报道，我得到了太多。无论是灾难本身，还是灾难下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上了一堂堂活生生的生命课程。回来后，跟身边每一个相识的人，都想上前拥抱，也拥有了一个全新的机会，去更加通透的审视自己的人生。更加知道了，要对生命负责。

但对于灾区的朋友们来说，他们重建的路，还好漫长。

很欣慰的是，当时留下了罗建的电话，前两天跟他通了话，他说第二天下午母亲的遗体被挖了出来，完成了最后心愿的他，当起了志愿者，每天可以搭十多个帐篷。他说自己和老婆，以及另外的五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帐篷里，现在最急缺的还是帐篷。自己原先居住的汉旺镇，无法再住人，政府准备建成一个地震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