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敲21響的台大傅鐘下,銘刻著傅斯年校長的這 一段話 :「人的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忝作為一個台大學子,沉思斷不敢言,也就是不揣簡陋地和朋友分享小弟意興遄飛下的胡思亂想吧! ~ QQ: 319767373 Msn:shc855028@yahoo.com.tw Mail:xuheqi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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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好久好久不見。真慚愧，由於期末考砲火將至，各科報告死線均已落入射程範圍內，小弟業已進入最危險的時刻......所以即便這半個月來，經歷了為旅印華人學者譚中教授訪台行當書僮的生活，聽到譚教授對老馬新政的點評、和他與一整桌八旬老友的意見激盪(那桌真是千叟宴啊，整桌六位八旬老人，多為學界師祖輩人物及政學界耆老，加我ㄧ個二十歲毛頭剛好湊成五百歲。我連大氣都不敢亂吭)，以及余光中先生回母校演講等事件，只可惜暫時都無暇落筆成文和大家分享。姑且，先貼上一篇剛寫完的讀書心得不揣簡陋地和大家分享。這是一門喚做《外交實務》的課上應繳交的作業，教授是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北美司長、駐荷蘭、澳洲和奧地利等國代表的劉伯倫大使。

外交實務讀書報告               

提交學生：歷史三 徐和謙

         這學期的外交實務課程中，我對老師反覆提點我們的一個概念體會尤深，即外交工作是一個結緣的過程、而工作的目標與期待即是為國家謀得一段善緣。細細咀嚼「緣」這個概念，確實是以一個字道出了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它可以是一段主動去爭取來的關係(relationship)、也可能是一種被動的、由固有因素釀成(如地理或自然資源爭奪) 無從迴避的命運(destiny)；它可能是一連串巧合後的結果(coincidence)，也可能是發動這一連串事件的理由(reason)；它可能是由本質相類性或經後天努力後所蔚然而成的豐潤友誼(congeniality)，而若把「緣」(trace)做動詞用，更賦予了這個過程積極的意義。古人說「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放在外交的疆埸中視之，正猶如一個尋著線索不斷向前探溯的過程；但其中精彩之處在於國際江河中的一繞彎流，它看似動，卻又蹈著改變不大的河道與亂石中波湧折衝的相似原理；但若說它靜，它時時刻刻流經眼前的問題又和上一秒鐘大異其趣。有人說「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若沿著這比喻來講，那麼「緣分」就又從溪水變成了一卷彩帶，有的時候人們要主動將之拋出去、不時也得伸出手接住人家拋來的帶子，在不同的時機、姿態和勁道之下，這一拋一接可能拉近兩肇的關係、也可能繃斷彼此的聯繫。括總言之，外交就像是三峽岸邊撁夫肩上那條綁繫著群體共同命運的繩纜，所有人肩著它，試圖找出最省力的步伐和鼻息，但同時卻又掩不住力量腳程的差異和心裡頭不同的渴望。一旦撁夫們的步伐散亂到某種程度之上，那不僅世界這條大船無從前進，甚可能觸礁翻傾。這時，這條繩纜可能就不是浪漫的綵帶，而會在所有人肩上摩出一道道血痕和印跡。仰視著十九世紀以來，在這險峻灘頭上所勒刻的外交官群像，我不禁凝然遙想，要是自己生在那個時代、做那個時代的讀書人，要怎樣和國家一起蹈入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哲學裡，與鄰近的外邦交往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權力平衡、商貿對等往來等足以解釋的概念；一來中國幅員太大，統治內部本已是一門極其複雜的學問與挑戰，長途興兵征伐所耗費的動員與補給成本，更幾乎與能自外邦得到的報償不成比例。故而歷朝即便因戰略地理形勢或其他安全理由對外興兵，其結果多止於建立、或維持、或重新宣示一個中國所可以接受、並認為「合理」的秩序體系，而非牟求對週遭國家內政的直接控制或資源搾奪；相對地，這個「合理」秩序的判斷標準，除了從地緣戰略平衡的角度考量外，更體現於對一套政治原則與秩序的服膺及其所牽動的效應之上。例如明朝與朝鮮之間「屬國安則大明亦安,屬國危則大明亦危」的描述，到明中後期已不只是一種「事大字小」的現實主義的估量而已，更存在一種由宗藩關係而開展、共享，且益顯深刻之儒家禮法的文化思想共識。在朝鮮對明朝的互動關係中，違背這思想文化共識的政治行為可謂終難為繼。例如日朝壬辰戰後，朝鮮國王宣祖去世前以長子臨海君無德，欲策立次子光海君為世子，然明廷卻以「主器必長子」的倫常之教為由，在十餘年間多次拒絕冊封光海君給予其統治合法性的承認，並宣稱「長幼之序,禮莫大焉;儲嗣之立,禮莫重焉;捨長立幼,於禮不順。若令之自中國,是以非禮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禮徇也……朝鮮稱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於繼立,乃舍其長子而請立第二子諱,無乃非我國家之制乎?」[1]但事實上，明廷之所以拒絕策封光海君為世子，乃因為這件事也挑動了明廷自身敏感的立儲問題。朝鮮方面對箇中緣由的總結謂：「時中朝雖立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國冊封奏請,正犯所忌,每為禮部所沮」由此，我們除了看到中國在國際秩序中大倡綱常禮教的一貫態度之外，也可以暸解當明廷面臨若干挑動[2]敏感神經的問題時，是完全會把外邦如朝鮮者所能造成的國內政治效應也納入考量範圍的。               

              然而這麼一套以政治原則(如政權遞嬗的過程、邦國間互動的名份)之合理性為綱領所架構起來的秩序，卻在十九世紀西人大舉逐鹿東亞的浪潮中受到無情的摧蝕。現代國際關係中的主權概念，對中國眼中緣著教化深淺、禮奉親疏關係而層遞漸出的天下觀開展了挑戰；對吾人而言，最同感切膚的當屬因台灣原住民部落而起釁的牡丹社事件了。日人藉保其琉球「附民」的名義，悍然出兵登陸台灣，又由於清廷官員昏匱地逕指土牛紅線以外係屬「化外」本不設官，企圖卸責，遂落給當時明治維新後，已知操用萬國公法的日本一個主權真空的口實。而交戰與交涉的結果，乃清廷默認了日本對琉球享有宗主權的態勢，迄至甲午戰後更無力聲討；1945年二戰結束後，命運多舛的琉球劃為美國託管地，到1972年美軍將其「交還」予日本時，我國政府仍對琉球的歸屬這場懸而未決百餘年的歷史公案

    保持著「未否定」的保留態度，直到2006年方將駐琉辦事處正式劃歸於駐日外交系統之下，形同認可了日本對琉球的統治。撫卷長思，實可嘆前人在各個時代旴衡時勢或力爭、或悲葛、或忍讓而成的種種努力及佈局，亦不免為後人以其各自之理由及用心給推翻或放棄，甚至出現同一人、同一政權卻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唐突啊。

       清季的中國，載浮載沉於波湧的晚濤之上。坐鎮帷幕中的

第一重臣，當屬為梁啟超所「敬其之材、惜其之識、悲其之

遇」的李鴻章了。在梁啟超於貳陸之年寫就的名著「李鴻章

傳」之中評價道：「李鴻章之負重望於外國也以外交，李

鴻章之負重謗於中國也亦以外交。」斯其言哉。然而回顧李鴻

章所挑起的中國，經略防務的空虛已不待言，而朝中風氣又多若少荃自己於光緒元年上《因台灣事變籌劃海防摺》中所云的那般紛雜：「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其引避洋務為自便之圖。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廟堂中人大多對經辦洋務或循僥倖之心、或存不屑之度的心態，使李鴻章非出杞憂。不過，若從後視的眼光回看百餘年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外交領域中經歷練而出現長才的頻率比其他政事各門，如法制、財經、考銓等領域都高得多。這或許是中國(不論從北洋時代、國府時代，乃至1949年後先後飽嚐孤立之困的兩岸當局)多舛命運與處境的一個見證吧。猶記得胡志強部長在任時，那句「在美國，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最難做；全世界，最難做的就是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的自豪底下，是由多少艱難積澱凝鑄而成的呢。

       在清末，國勢如此頹唐之際，實仍不乏一些有識見、有膽魄，且能精準拿捏國際形勢的外交官在前線運籌驅馳。曾國藩之子，交涉伊黎問題的名臣曾紀澤便是其中佼佼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有幾件，其一是精準判斷了俄國內部勢變與外部作為關係，直接點出了俄國常因「轉移內部壓力」而發動戰爭的慣法。在交涉過程，他主張用堅定但和平的手段處理問題，輔之以左宗棠開出玉門關的大軍作為談判的後盾，但絕不浮躁地動輒訴諸武力。當某些人提出俄國有內亂，將無暇與中國為難的說法時，紀澤認為恰恰相反，謂曰：「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此該國以亂靖亂之霸術，而西洋各國所稔知。凡與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甚嚴、疑之甚深，顧未聞幸其禍者。」[3]其二，則是任駐法公使時，面對越南危機提出全開放紅江通商的倡議。這個在李鴻章眼中適足以引虎入室的提議，在曾紀澤看來，卻正是當法國之虎既上門覓食，中國又難以實力拒虎時「惟有投一羊，以鬪眾虎」[4]的策略。他主張由中國出面開放紅江，上通雲南，准各國公開貿易，邀列強仲裁中法在越的爭端。這些例子適足以證明，清季外交官的思維未必阻滯、手段未必不活脫靈動，對於「力用」西方列強矛盾為中國創造迴旋空間的作法，更是暸於胸憶。然他們何以終難支大廈之將傾呢？還是借用梁任公的說法吧，「夫以李鴻章之忠純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秉持大權，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則以知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恆發自下而非發自上。」[5]以李鴻章等重臣的地位與聲望，上當爭取格致君心以臂使百僚、下可以造輿論喚起國民之自覺、鼓動積極之風潮。但可惜，李氏終僅能為時勢所造、而不能造一新局勢、新氣象。雖彼時西方媒體有云，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但是，李鴻章的成長、教育、和價值觀均使他無法大步流星地跺出這個曾賦予他榮耀與功勳的體制，終其必須以孤單而蒼涼的身影面對各國觸目驚心的需索，竟常因無力拒甲國之租借，遑論驅其駐軍，遂不得不裂土分租乙國、丙國以示平衡。而眾多租借地歷史，幾乎是以香港始、以香港終；從談判到收回的漫長過程間，中英兩國間犬牙交錯的角力攻防以及兩岸三地社會心態的的流變，更讓身處台灣的我們在回顧這頁中國當代外交史時，心頭別是一番滋味。

    1982年，上台甫三年的英國首相柴契爾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前往北京欲和鄧小平談判香港--更精確的說，是1997年以後新界的處理問題；至於香港島和九龍，在柴契爾的設想中則根本應繼續是英國的領土。柴契爾能如此壯志躊躇，除了福克蘭戰役打響的威風外，還因著對70年代文革風暴過後，香港精英階層對港英政府的歸服、以及剛上路的改革開放需仰賴香港資本等籌碼深具信心。在「中國不能殺了會生金蛋的雞」、「鄧小平是個實用主義者」的揣度下，英國擺開了將意圖主權與治權切割討論、互為交換的談判佈局；然而，對於談判敵手的掌握，只從他現在所處的位置和考量來推擬其思路，是不夠的。考察對手，必須縝密細緻地爬梳其人的生命經驗和哲學的歷史軌跡；尤其對中共，這個從來把對黨史的紀錄評價及對「理論建設」的更新，藉著像刷水彩畫一樣一層層地反覆演繹論述發揮，作為其在不同階段、不同形勢下，能長保其統治合法性、措施正當性基礎的政治集團而言，政治掛帥的大原則不是像柴契爾預想的那樣，能輕易被市場利益的功利算計所取代的。在談判準備之中，先搞清楚對手的目標、底限與最適替代方案為何，才能精準解讀他每出一張牌時的用意。而各重要的是，有了前述的準備當鋪墊，進而方能有效地掌握詮釋問題的話語主動權，並定義談判的基調。顯然，英國對鄧小平、對中共上述的準備沒有成熟，甚而幾近偏誤，方在後續的談判裡被逼得蹞步踉蹌。面對柴契爾以經濟考量出牌，鄧小平卻將之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堅持這談判首先是個主權問題、次之才是97後中國用什麼方式管理香港的問題、其三才是十五年的過渡期如何交接的問題。在鄧的理論框架裡，「問題的本質不是繁榮問題，而是主權歸屬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根本問題，明確了香港的主權後，這個主權者才有資格考慮如何維護香港的繁榮。」[6]而將享有香港主權的是中國，英國本無權置喙；英人僅當關心如何過渡的問題，而這方是應有中英談判的實質內容與範圍。從這個角度入手，中共形同回應了柴契爾假定的清末條約仍有效的論述，那理據是什麼呢？1972年，香港和澳門就已經中共代表之要求，從聯合國殖民地地區「非殖民化」的名單裡剔除，形同對世人表態：「香港主權從頭到尾都只屬於中國，只是尚未『恢復行使』罷了」。

       至於香港的繁榮要如何維持，在英國人的論述裡似乎就繫於港英體制的繼續治理之上；而香港繁榮要何以為繼，不僅牽動著香港企業民心的向背、也似乎壓上了改革開放的前途。但鄧小平卻未若英人料想地，將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治絲益棼地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而是清晰地排出他心目中戰略輕重的先後順序。鄧說：「如果把中國的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的繁榮上，那麼這個(四個現代化)的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人們還在議論香港外資撤走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的。」面對內部左派收為主權的堅持、還有右派對香港經濟前途的關切，走在兩股意見激盪中間的鄧選擇以「一國兩制」的設計回應英人：香港的繁榮是建築於資本主義上，而非港英體制；只要容許香港繼續搞資本主義，那麼就算是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亦能使其繼續繁榮。

       在西方傳統理論裡，主權意味著現實的政治統治；但猶如前述，中共是把主權和歷史的線索串在一起，並聲明香港的主權從來屬於中國，但不過是「擁有而尚未行使」，把主權的權利和行使分開討論、又辯證地結合在主權認定的大框架之下，以搏擊英人將主權與治權分割交易的企圖。這點亦可從《中英聯合聲明》用「聲明」而非條約的提法看出來：在主權本屬中國的前提下，中共不使用「條約」乙詞，即不承認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形同中國完全能單方面聲明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也就是有了這種對外的聲明和相應的內部準備，鄧甚至曾經計算過一旦發生重大變故，得以武力收回香港的話對經濟層面的影響幾何，並向柴契爾擺明「即便結果是災難性的，我們也必須勇敢面對，做出決策」。終使15年的過渡歷程，既便是橫生1989年的變故亦未嘗扭轉。

        學生之所以用了頗大的篇幅，討論中共對香港問題談判過程中定錨、講價、收網的觀察心得，自乃由於對我們己身處境的關懷。台灣跟香港最大的不同有兩點，其一在香港本質上是英國的殖民地；然台灣這島嶼上則承載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的憲政格局、法統所延續下來的中華民國政府，意即我們不能奢望誰來介入、也不能同意哪個「後台老闆」來決定我們的命運。十七世紀以來，台灣就像太平洋上的瑞士，從荷蘭、清朝、日本乃至於冷戰時期的美國，每個時代裡誰掌握了台灣、誰就幾乎是當時東亞的霸權；而今，台灣初在民主和憲政的拱衛之上剛站穩腳步，再也不是哪個政權的私產、或哪個帝國的禁臠。然而海波上排沓而來的挑戰卻不容我們有驕矜顧盼的餘裕：1980年代以來，如何面對、回應中國大陸的幾次戰略選擇深刻形塑了當今台灣的政經格局；圍繞著兩岸課題的歷史圖幅，其間談判和交鋒的實戰經驗、面對詭譎局勢的揣度思斷、周旋於強權角力中的宏觀析辨，無一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當繼承、資鑑的巨大課題。新任外交部長歐鴻鍊先生試圖提出以兩岸「外交休兵」的共識下，來解決目前台海兩肇必須在國際上重砸資源互挖牆角的問題。記得在一次課堂裡，老師讓我們討論外交政策和兩岸關係孰為上位這個問題。我認為，當前我國外交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圍繞著北京當局的動作，與之於各駐在國、各組織中進行鬥爭；但是在對岸尚未能認知、理解我方爭取國際空間的意願及心態之前，外交戰線上的彼此傾軋只是彼此精力的零和消耗。但這也不代表我認為通往世界的路，只能等北京把閘門拉開；雖然我們要盡一切可能和這個攔路的閘夫溝通，但因爭取到更多閘裡閘外的朋友們一道幫忙曉之以理、明之以義，才能在對話時有著更強健的籌碼和底氣。當近日吳伯雄訪問北京之際，胡錦濤提出的一個新話頭即是「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面對這個彼方曾未有過的態度，不能不謂是我方所持立場的一個推進；但對方為什麼讓出這個空間供我們推進、我們推進的腳步又要踩到哪裡，是不是在這推進路徑上的上空，對方正同時營構起一個更大的陣局？這個陣局存不存在？如果存在，那我們還推不推進；如果不放棄推進，那有可能在進入這個陣式之後再扭轉其風向或改變其內在結構嗎？尤其在一個己方籌碼在絕對計量尺度之下相形較弱的牌桌前，我們應該上桌嗎？翻開歷史，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的生涯給了我很大的啟示。

      作為一個外交官，顧維鈞所代表的中國從來不是強盛的、甚至從來不是真正統一的。作為一個對外溝通的代表，面對內部由深而淺的各層次分歧，從南北的對峙、北洋各派系的競逐延伸到團內不同政治派別的內鬨……要如何統整意見紛歧、爭取國內層峰的授權、民心的支持以及溝通對象的認可，實乃其外交稟賦和政治長才的一次展現。對內，他在北洋政府中歷經七屆內閣的外長，即便是不同派系執政均須仰重其在外交工作上的熟棯和聲望。而能獲有這樣的禮重則和他甚少趨勢附利，卓然於政爭之外的自愛身段有關。對外，他曾說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可以是個人立身處世的原則，卻不能搬到外交場上；畢竟外交官背負的責任使他不能只計算一己的聲譽得失，決絕的抵制和犧牲亦不能出自血性噴湧的衝動。外交上的每個決定和表態，所牽動的都是整個國家的權益和聲望起落，是以顧維鈞的手法和判斷著實有許多學習之處。在罷黜不願奉令開徵海關附加稅的總稅務司安格聯問題中，顧氏用破天荒地方式挺起了一個主權國家的脊梁；然而，當他所服務的曹錕政府為了鞏固政權需拉攏列強時，面對各國在臨城劫車案之後的索求，顧只能退守原有立場，選擇在中國路警不得由外國武官監督等關鍵問題做堅持。在華盛頓會議上，分裂的中國實在沒有立即收回所有喪失的主權之條件，只能通過妥協爭取關稅自主份額的局部調整；而巴黎和會上，不顧英美等主要國家反對中國拒簽(怕引起連鎖效應)、乃至保留簽字的壓力，斷然拒簽

的決定，給中國往後持續謀求解決山東問題的嚴正立場站穩了根底。在顧維鈞口述的回憶錄中，他說到：「我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中國全權代表的座椅上空無蕩無人時，將是怎樣的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對法國外交界、甚至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7]而當時顧維鈞心中做此決策，更精確地說，應是爭取政府作此決策的分析背景是什麼呢？

      截至決定前的一段時間裡，遙遠的北京政府一再電喻由巴黎代表團自行決定；而團長外交總長陸徵祥則因拒簽後果實難逆料，起初也是偏向簽字的。而這個決定，甚至沒有得到全體代表和顧問們的充分商議--因為分屬不同派系的代表們許多都已棄守前線、奔散四方，準備和巴黎的悲慘局面一刀兩斷。嗚乎，如果說1949年國民政府赴平談判代表放棄國府幡然投共的身影是充滿著「識時務者」的無奈與滑稽，那麼巴黎和會代表這種放棄國家立場、只圖規避責任的作法就只有不堪和荒唐可以形容了。而國內形勢中，由於中日交涉過程間許多密約內容的曝光激起了國內輿論的巨大憤慨，使得政府由默許簽字轉為猶疑。當時中國和法國討論了三個選擇：一‧將保留附於和約之內；二‧將保留附於和約之後；三‧中國在預備會上做一聲明，表明雖簽字但不接受山東條款，然宣讀聲明也並不附於約中。對此，法國外長畢勛表示「這與慣例相悖並會在協約國內製造不和」而一一予以拒絕，於是「中國無路可走，只有斷然拒簽」。這樣的決定比對起後勢的發展，就不得不佩服顧氏下此決定時對於「把握」掂量之精準，以及後續彌縫功力之細緻。中國的抗議和拒簽在美國輿論界和美國國會獲得了普遍的支持與同情，給美國對巴黎盟約的憤慨如同火上加油，這在中國與日本爭取華府支持的角力中提供了有利中國的形勢；而國聯成立後，透過顧氏的活動使中國爭取到非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有多少銷緩了拒簽前恐遭國聯制裁的疑慮。由於中國拒簽巴黎和約的舉措，使「始爭終讓」的外交宿命有了轉機。爾後顧維鈞加入李頓代表團，不顧日本發出的人身威脅，堅決進入東北提供有利於裁決的事証；在抗戰駐節歐洲期間，擱置中英之間關於九龍租界、西藏的歧見，促成中英之間的合作和領事裁判權的廢止，都是在國力相對劣勢之下依然上桌，不畏懼交涉、進而「力用」交涉來沖破舊的關係格局、消弭對我不利的氣氛和心態，進而營構、或至少能參與建立一個新結構、新局面的經典案例。

       有人曾提過這樣的看法，中國近代史之所以那麼令人著迷和執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即在於：時至今日，近代史都還沒結束；它留下的事實影響、氛圍心情和問題意識，無一不存在當下，甚至主導著當下。或許，當我們這一代逐漸成長時，伴隨著更多檔案的解密和研究條件及討論空間的成熟，可以將中國歷史所積澱的外交哲學和近現代以來的具體作為重新做一公允，不為特定立場或個人服務的爬梳和研析。到底這百餘年來的外交作為是國事如麻、世局割裂下的特例狀況；抑或者，即便在過去一段日子中國受制於西邦霸權牽動的時光裡，仍然可將其作為與傳統的天下觀和政治觀聯繫在一道呢？例如「權」這個概念，在西方的理解裡POWER就是一種透過宰制、輸出而具體體現的優勢；然而在中國的思想裡，「權」不只是宰制或搖控；「權」還包含了一個選擇的涵義--選擇用最適當的角色和作態，來確立自己在這個體系裡頭的位置。 從明朝的朝貢貿易中，中國就不是要和南洋諸國爭奪的物質利益，而是謀各國對「天下」秩序的承認；而60年代中印和79年代的中越邊境戰爭，中共軍隊不推進戰果、不駐軍佔領，打到預訂戰略點就撤兵的作法，也體現著對區域秩序和「原則」的捍衛還重於對發動戰爭成本損益的算計。有的時候，中國的政治智慧體現著不是把權柄和疆繩緊緊勒在手上才是有「權」，翻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典設計，總統之位之所以崇隆，不就是因為在總統不決定公務員的甄拔和任免、不介入行政的決策和執行、不指導立法的程序和進度……是以看似虛懸，卻不介入任何實際人事和利益的衝突，方能在關鍵時刻以超然的地位來調和鼎氖、解決爭端嗎？只可惜歷來的在位者，均不識這套設計的深意，非得把行政人事考選監察乃至國會全部牢牢掌握，對自己的地位才有安全感；如是者，則權力的安全感僅建築在他人對自己的服從之上，而非全體國民對一秩序及政治原則的服從之上，豈不殊為可惜！

       如果作為一個外交人員，或是更廣義的說，作為一個和外界有所接觸的國民，先能將自己國家人們所固有之立身、為政、治事的邏輯與原則清楚體會、深刻浸潤，再向外人說明我們之所以如何看、如何想、及如何做的思考理路與價值判斷之尺標，爭取外人的理解尊重乃至於支持，則或庶幾能不負同胞之所托了。

參考書目：梁啟超，《李鴻章傳》，台北：立緒出版

          唐德剛，《顧維鈞回憶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李思函，《曾紀澤的外交》，台北：中國學術思想獎助委

員會出版

          金光耀，《一代外交家顧維鈞》，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