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南方周末》

　　汶川大地震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地貌，同样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5月12日，当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名列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立即做出去现场救灾的决定。离灾情发生仅2个小时，在灾情的严重性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情况下，陈光标率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和120多位操作人员组成救灾队伍出发了。日夜兼程，14日凌晨3点，车队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

　　生子当如陈光标。陈光标的当机立断揭开了此次民间力量大集结的序幕，也向我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间力量有着怎样的成长。回顾此次地震发生后的种种，从灾民自救到公民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陈光标与其他无数救援者殊途同归地向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了民间社会在化解危机时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自觉与力量。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不在于国家，而在于社会，在于民间力量的养成；一国政治是否文明，同样取决于政府对民间社会采取怎样一种态度。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民间社会的成长，在于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民间是个好东西”，意识到一个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永葆创造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谋取进步，并在关键时候化解危机的力量之源。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经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人意苦恼不已。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全能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民间社会的成长，不仅是完成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也是消解转型危机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西方人热衷讨论“风险社会”，也是要通过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以分散社会风险。

　　回顾中国的改朝换代史同样可以获得一些相似的印象。中央政府为了实现集权统治，在割断民间的横向联系之时实际上也将社会的“救亡”机制一并剔除。所以，当外敌来犯或者其他危机来临时，凡事都指望或者相信中央政府的社会自救将难以展开，于是中央政府一旦垮了，整个国家与社会也都垮了。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国家至上主义的破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在此意义上，我相信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三十年，是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一个众所周知且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改革的破土即是发端于民间。

　　社会比国家古老，有民间才有希望。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改革开放不仅启动了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与此同时，更开始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横向网络，包括从上下摊派的计划经济转向横向流动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转向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中国人经常说的 “与世界接轨”，同样可以理解为网络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横向接驳。

　　民间永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生活的最深处；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社会的进步与腐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造使社会不断地告别绝望走向新生。此次民间救灾力量的异军突起，再次证明了民间力量对于社会的黏合作用，对于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这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显而易见，民间是个好东西决非徒托空言。

　　但即便如此，仍有某些地方政府对民间力量颇多疑虑，甚至断言部分志愿者客观上给灾区“添乱”。其实灾区民众的评价恰恰相反，他们对志愿者的贡献早就给出了公正而又权威的判断。当然不可否认，在志愿者工作与地方政府工作的衔接问题上，确实谈不上尽善尽美。但是，这不仅不能构成我们对中国民间力量正当性的怀疑，反而让我们洞悉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即中国民间力量的自我组织需要政治与政策上的扶持，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为民间社会的专业化、组织化发展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