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日前出台了《关于改进会风文风和工作作风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该文件规定，今后海淀区内召开各类会议将不再介绍与会领导，主持词中不得再出现“百忙之中”、“亲自光临”、“重要讲话”等词语，不再设主席台，只设主持席和发言席，尽量减少多名领导干部陪会的现象，一般性会议严格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凡是属于传达通报有关事项或布置具体工作的会议都将通过电视电话会的形式进行。

        这则新闻之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友人天成先生大约六年前写的一篇短文——《“修宪”不如“拆台”》。该文认为，“不同的政体类型有不同的议事大厅。帝制时代的议事大厅，最重要的地方是皇帝高高在上的御座。而寡头政体的议事大厅，则最好是有一个庄严的主席台，领袖们集中于其上面南而坐”，有主席台的场所“适合于观看演出，适合于下级瞻仰领导威仪，却不适合于人民代表畅所欲言、辩论政策”。

　　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有主席台的会场跟戏院的关系确实非同寻常地密切。台上是领导，台下是听众。这种物理上的距离必然使得与会领导与听众之间产生心理上的距离，使领导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殊荣而正襟危坐、充分排练，使领导讲话如同演员演出，阻碍平等的交流和真情的流露。

　　许多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开大会的地方不叫“大会堂”而叫“大礼堂”，也许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心照不宣地把这些大会看做一个大仪式而不是一场大讨论。事实上多数“大礼堂”即使是在“政治挂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会余时间也是当做剧院和电影院使用的。

　　我国目前凡是大型的会议，会场总是由主席台和听众席构成的。台上领导的座位顺序不能稍有疏忽，以前排居中者最为尊贵。会前主持人先要介绍主席台上的领导和贵宾，会上前排领导不管有话说、没话说都得讲一席话，会议结束全场起立欢送“让领导先走”。如果海淀区政府的这个“若干措施”真正落实，无疑具有减轻领导“会”负、提高“会议”效率、消解听会者的厌会情绪的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与会人员身份等级和大会的演出色彩。

　　海淀区政府的这个“若干措施”还规定，凡传达通报有关事项或布置具体工作的会议将通过电视电话会的形式进行。这也是一个配合“拆台”的好措施，它似乎意味着“台下”（物理上的“台”拆了，心理上的“台”未必能立即拆掉；所以仍存在“台下”）单方面“听会”将被电视电话会所取代，有利于将“济济一堂”变成真正的会“议”。的确，在现代通讯条件下，只有“会‘议’”，因为需要交锋，才有必要“济济一堂”。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若干措施”规定“一般性会议严格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1个小时用来给两人会谈都不一定够，给众人“会议”能“议”出什么名堂来呢？这一时间限制不能不让人怀疑：在“若干措施”制定者的心中，会议仍然不是“会‘议’”，并不需要与会者畅所欲言，激烈交锋，只需要听取“台上人”的报告，必要时举手通过一下。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诚哉斯言！心理上的主席台，比物理上的主席台难拆得多！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